魏晋佛教史   作者: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只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着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为众经撰注作序;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着,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着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

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只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注释]

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谓以“无”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此系本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为我国最早依律法受戒的出家僧侣,亦为我国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师因感于《道行般若经》义理不明,因此于甘露五年(二六○)出塞至于阗,欲求梵本,后抄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遣弟子送回中土。晋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竺叔兰、无罗叉(又称无叉罗)等译出,此即《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盖自吴国的支谦译出《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大明度无极经》六卷后,首开研究般若学的风气,而师西行求经,更促成西晋般若学的兴盛。

为大月氏人,生卒年不详,初随族人迁至东土,寄居河南。通晓六国语言,并从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受业,与支娄迦谶、支亮并称为“三支”。后避乱入吴,甚受吴王孙权礼遇,并尊为博士,以辅导太子孙亮。凡三 余年间,致力于佛典汉译工作,所译经典除小部分为小乘经外,主要为大乘经,如《大明度无极经》、《首楞严经》(为支谶《首楞严经》的改定本)、《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等。

原籍康居,因父亲经商而移居交趾,曾随安世高习禅。三国吴赤乌十年(二四七)至建业,后应孙权之请,于三七日内感得舍利,孙权遂皈依之,并为其兴建“建初寺”,传道译经,该处因而称为佛陀里,江左大法也因此得兴,此为佛教传入我国南方之始。主要译经有《杂譬喻经》、《六度集经》,并注解《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

祖先为月支人,世居敦煌。以大乘经典未备,乃立志西行,携回大量胡本经典回长安、洛阳,专事译经,有聂承远、仁法乘等人参与笔受、校对等工作,所译经典,除小乘《阿含》中的部份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部的《光赞般若经》、华严部的《渐备一切智德经》、法华部的《正法华经》、涅槃部的《方等般泥洹经》、宝积部的《密迹金刚力士经》等,凡早期大乘各部类代表经典,几乎都有译介。此大体反应出当时西域、天竺佛教的面貌,也显示了师对传译经典的贡献。时人称之为月支菩萨、敦煌菩萨。

天竺人,或谓龟兹人。具有神通力、咒术、预言等灵异能力。西晋怀帝永嘉四年(三一○)至洛阳,年已七十九,时值永嘉乱起,师不忍生灵涂炭,策杖入石勒军中宣说佛法,并现神变,石勒大为信服。至石虎即位,尤加信重,奉为大和尚,凡事必先谘询而后行,更解除昔日的出家禁令,大力支持佛教。师在华三十八年间,建设寺院近九百所,受业的弟子几达一万,追随者常有数百,其中最具代表的高僧有道安、竺法首、竺法汰、竺法雅、僧朗、法和、法常、安令首尼等,华北的佛教由佛图澄的推动而兴盛。

道安认为翻译佛典有五种情况易于丧失原意,称“五失本”。又佛典翻译,本质上有三种困难,称“三不易”。五失本:原典与汉文语法上结构不同,故于汉译时有语序变更的问题;原典的文字本质朴无华,汉译时因修饰而失去本意;原典有同类语词几次反覆重述的情形,翻译时易被删减而失本意;原典经文中附带说明的文字,于翻译时易被删去而失本意;原典于叙述一事再叙他事之时,常重覆前述文词,汉译时多省略重覆部分而失本意。三不易:佛经为依当时的风俗、语言等而说,欲随时空的迁移而使经文易为今阅读,实不容易;圣贤所说深义,欲使凡夫理解,亦不容易;佛经系由大迦叶、阿难等具足神通的阿罗汉结集而成,距佛世不远,欲由今人传译,很不容易。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主要是提醒译者在译经时要戒慎恐惧,不可轻忽。由此可见,道安大师译经的立场是,不失佛典本旨,要求译文必契合经典原意。

道安(三一二至三八五)为《光赞般若经》、《放光般若经》、《道行般若经》作注解;为《安般注》、《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了本生死经》、《十二门经》、《道行般若经》、《合放光光赞略》、《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增一阿含经》、《道地经》、《十法句义经》、《毗婆沙》、《阿毗昙》、《比丘大戒》撰序。

全一卷,又称《释道录》、《道安录》等。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约二百年间的汉译佛典及注经之作,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书。本书久佚,唯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系以本书为蓝本再加以增补,故仍可略窥其大要。

东晋一代,般若经典流行,然以严密思辨逻辑来阐述“般若性空”之学的三论尚未传译过来,而早期佛经的翻译多“滞文格义”,译理并不尽意,因此般若学者中,或有爰用玄学之义来理解及论释般若经义者,或有偏取般若中某一部份的义理来阐述者,进而在般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种种分歧,而有“六家七宗”等学派的出现。据刘宋昙济的《六家七宗论》(原书佚,今据唐代元康《肇论疏》所引)、隋代吉藏《中论疏》所载,代表者为:本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等六家,其中本无宗又分出本无异宗,合称“六家七宗”。七宗之中,一般以“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家为当时般若学说的主流。“本无宗”以道安、僧叡、慧远等为代表。根据吉藏《中观论疏》的记载,道安“本无”的思想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这是从业感缘起来说本无,即凡因缘造就的现象,本性皆无。因此,吉藏认为道安之说属于般若正义,不能列入“偏而不即”的六家之内。

鸠摩罗什(三四四至四一三,或三五○至四○九),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人。所译以大乘经论为主,其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论,乃有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道生将之传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吉藏而集三论宗的大成;《法华》、《大智度论》,肇启天台宗的端绪;《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的经论;《成实论》为成实学派的根本要典;《弥勒成佛经》促成弥勒信仰的发达;《坐禅三昧经》促成“菩萨禅”的盛行;《梵网经》一出,中土得传大乘戒。

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影响最大的四位译经家有二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

为东晋丞相王敦之弟,性喜山林,与支道林交游,并曾师事清谈之士刘元真。二十四岁,讲《正法华经》、《放光般若经》。元、明二帝驾崩后,隐栖于剡山,问道者仍多,故师开讲大乘方等经典及老庄之学达三十余年。后蒙哀帝召请,讲《放光般若经》,朝士如司空何充等,多尊信之,亦极受简文帝的礼遇。孙绰于《道贤论》一书中以师比为竹林七贤中的刘伶。

支遁(三一四至三六六),专研般若系的经典,其形貌丑异,而玄谈妙美,又善草隶,喜与文人名流交往,尤为谢安所重。主张“即色本无”思想,意即色(物质)都不是自生的,故非真实存在。另着有《庄子.逍遥游篇》,《世说新语.文学篇》评其拔理于郭象、向秀(玄学贵无派名家)之外,称为“支理”。

慧远(三三四至四一六),二十一岁,偕弟慧持于太行恒山(河北)听道安讲般若经,颇有领悟,遂与弟俱投道安座下剃度。年二十四即登讲席,时常爰引《庄子》一书以说明佛教的实相义,使惑者晓然领解,因而道安乃听其不废俗书之议。东晋太元六年(三八一)南下庐山,建东林寺传法,弟子甚众。师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常慨叹江东之地,经典未备,禅法不闻,律藏残缺,遂命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以传译之。每逢西域三藏,辄恳恻谘访,并迎请译经。鸠摩罗什入关中后,即遣弟子道温、昙翼等赴长安师事之,学龙树系的空观大乘;又常以书信与罗什往返研讨义理(后人将二师往返书信讨论的内容纂集成《大乘大义章》)。师内通佛理,外善群书,为当代所宗,亦受国外僧众所钦敬。庐山东林寺为当时南地佛教中心,与罗什所居长安,中分天下。着有《庐山集》十卷、《明报应论》、《释三报论》及《大智度论抄序》等。

又作觉贤(三五九至四二九),北印度人。于后秦弘始十年(四○八)入长安,弘传禅术之学,后与慧观等四十余人离长安南游,受庐山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另在建康道场寺译出《六十华严》、《大方等如来藏经》,与法显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等。

北印度罽宾国人,为有部毗昙学大家。前秦建元年中(三六五至三八四)远来长安。与竺佛念共译《阿毗昙八犍度论》二十卷,与法和等共译出《阿毗昙心论》,并改定昙摩难提曾译出的《中阿含经》及《增一阿含经》等。未久,应慧远之请,至庐山,再译《阿毗昙心论》四卷及《三法度论》二卷。

《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论述沙门不须礼敬君王的理由。该书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的本质,是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

即竺道生(三五五至四三四),礼竺法汰出家。十五岁即登讲座,虽宿学名士,莫能抗敌。后入庐山幽栖七年,师事慧远,博研经论。复至长安受鸠摩罗什之教,时称罗什门下四杰之一。后又南返建业,弘扬涅槃学,主张“阐提成佛”说。

昙无谶所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又作《北本大涅槃经》。系宣说如来常住、众生悉有佛性、阐提成佛等教义。道生初以法显的六卷《大般泥洹经》为蓝本,阐扬佛性思想,唯此经虽主张众生皆可成佛,而一阐提“ 无佛性”,道生反对此说,提出“一阐提皆可成佛”论,而遭到佛教界的责难,直至北本《大般涅槃经》南传,证明其所说无误,众皆叹服其“孤明先发”的远见。

慧观,后秦弘始三年(四○一),鸠摩罗什入关中,曾从罗什受学。师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有谓:“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后至庐山,深服慧远的高风。南北朝时,与慧严、谢灵运等人参与《南本涅槃经》的译作,又制《涅槃经序》。

于隆安三年(三九九),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前后凡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携回许多梵本佛经。后至锡兰二年,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四一三)归国。而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师又将各国所见闻的风俗、地理、宗教等,撰著成《佛国记》,为后世研究中亚与印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师在佛教史上不唯地位崇高,在留学史上的贡献亦颇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