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降，学术百家殊方，虽互相辩难，然亦皆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战国之季，《荀子》、《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韩非子·显学篇》以及《易传》所代表的各家学派，都趋于总结综合的道路，而儒学渐成主流。汉初，学术传衍未断，“一”于一家的精神相沿不绝。陆贾、贾谊承儒学之要，采获各家，造新汉代“新儒学”。他们的思想本同而末异，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董仲舒，儒学发展成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始完成此一波的学术整合。陆贾与贾谊的思想，前承周秦之季，后开董子新风，实为汉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一 周秦之季的学术综合
周自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持国命”，学术散于四野，遂有诸子之学，其可观者乃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道、法、墨、阴阳为世之显学。诸子驰说列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皆欲取合诸侯。是故儒墨互绌，儒道相非，儒法互克。然而，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诸子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与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的社会思潮达成了默契。
战国中期以降，“一”的思想成为诸子的共识。孟子最早提出了这个思路。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难时，说“定于一”[3]。这个思路不仅要求思想的“一”，还要求“一”天下。《吕氏春秋·不二篇》曰：“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4]其《执一篇》也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5]在“一”的思潮下，诸子走上了学术综合的道路。这种学术的综合，是以自家学术为体，兼采他家；而且，是在与他家的相非过程中完成这一综合过程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荀子》、《易传》及《吕氏春秋》中可以窥见。
韩非子融法术势于一体，集法家之大成，使法家思想达至极致。“道生法”，韩非子“归本于黄老”[6]，以《喻老》、《解老》发扬老子思想，进而吸取了其自然天道观、先王的否定论、仁义无是非论。不仅如此，韩非子于他家亦有采获。《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述其学术支流甚祥，然亦讥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学缪行同异之辞”[7]，因而黜儒墨以倡耕战、行赏罚、明法度。其实，就其思想传统而言，其于儒墨，也是相反相成。韩非子为荀子门生，其思想受荀卿影响自不待言。尤其是荀卿之唯物论，承认分、辩、别、养之“礼”论，认识事物之“参验”思想，以及性恶论和积习说，皆深刻地影响了韩非子的思想。而韩非子思想源于墨子者，一在于名理之承继，二在于其强调非命强力、贵贱无常[8]。诸子相灭相生，此可力证不诬。
《庄子·天下篇》概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书亦在战国之末，距荀韩之时不远。其总结各家思想，亦主张“一”的思路，“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篇》点评墨子、宋尹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惠施桓團公孙龙诸派，是是非非，深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为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以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欲发明“内圣外王”之道，须“一”于儒学。所以其言君子，乃“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其述《六经》，“《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9]。意在说明体现在儒家经典《六经》中的理论，是最高最完美的理论。以故，《天下篇》是在道家术语下，全面阐述了儒家的观点[10]。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荀子之意，“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1]。所以，荀子非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子、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认为其虽“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譎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然而亦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12]。是故，荀子对各家也非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承认各家也是各有“有见”。“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13]如此，荀子在儒家基础上，吸取道墨名法特别是道法的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和充实，集先秦思想之大成。所以，傅山说，荀子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14]。
《易传》亦成于战国之末，作者不专一人，也非一时写就，然其基本思想“大抵和思孟学派——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符合，无疑地多半出于他们后学之手”[15]。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16]，《易》很受儒家重视。儒者读《易》，非为占卜，而重于义理引申发挥，于是始有《易传》。《易传》隆礼、明德、慎罚，援引道家之天道观，“神道设教”以及综合阴阳五行、稷下黄老学说以总结各家思想，在学术路径与荀子一致，在思想特质上亦大用共通之处。
《吕氏春秋》号为杂家之作，恰好说明其欲总结先秦思想的意图。其述先秦诸子，云“老耽（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田）骈贵齐，阳（杨）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17]。《吕氏春秋》集论成书，杂取诸家之说，对于各家，较少批评，而偏重于吸取可取之处，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在兼收并蓄各家思想时，用儒家思想改造了各家思想[18]。其书强调仁政、德治、王道、爱民，强调文化、知识及教育，“无论是在世界观或政治思想方面，都与《荀子》最为接近”[19]。这与《易传》是极为相似的。
综上所述，在战国末的学术综合总结过程中，各家均欲以自家的思想体系整合先秦各家学术思想，但事实上，儒学占了上风，而且儒学中的荀学一派风头独健。这必将深刻影响汉初学术流变，预示了其可能成为社会的思想主潮。蒙文通先生讲：“盖周秦之季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合。韩非集法家之成，更取道家言以为南面之术，而非固荀氏之徒也。荀之取于道法二家，事尤至显……六艺经传之事，盖亦类此。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以于儒家。”[20]也正揭示了这种趋势。
汉初儒学的传播发展亦与荀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荀子后学曾言：“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21]汉初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流传，均与荀子传授有关。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汉诸儒未兴……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22]荀子于汉初儒学发展，有先开风气之功。汉初儒者不仅坚守儒学基本价值，还承继了周秦以来学术走向总结综合的精神和路径，儒学开始在儒者对他家学术批判扬弃之下，逐渐形成新的思想体系。
二 汉初儒家的发展：陆贾与贾谊
汉初，陆贾和贾谊对儒学发展功莫大焉。但由于他们思想的综合性，却常被目为道家或法家。实际上，陆子与贾生，不过是汉初儒学演进过程中两个不同发展路径的代表。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 《诗》、《论语》、《易》、《孝经》等[23]，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24]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也可得到佐证。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楚之兰陵。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25]。由此可推知，陆子学宗荀子，而陆子及《新语》宗法儒学可以明辨。
陆子以儒为宗，但不斥黄老道家，尽管其书中仅一处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对老子精神的阐述却可遍见于全书，如此陆子也有尊崇黄老道家的倾向。其述老子清静无为，曰天地万物“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也”[26]；而“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不过，“无为者乃有为也”，目的是达致“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 [27]的为治理想。
其述道家之精神专一，曰“专心一致”，“同一治而明一统”，“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成伦”；又曰“正心一坚”，“执一统物”[28]，然后“壹其道而定其操”[29]，与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之意甚合[30]。
另外，老子思想的朴质精神也多见于陆子书中，如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31]，又说“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言似贤，美言似信”[32]，皆近老子本义。
而柔刚转化更是老子真义，《新语·辅政篇》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连，退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
反观以上所述，综览《新语》全书，陆子仍是以儒为主，而不斥黄老道家。
陆子虽宗儒尚道，却也多表现为力辩之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他虽说项羽归刘太公吕后未果[41]，但两赴南越，数服赵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其谈辩的能力[42]。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司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43]及陆贾纵横群臣间，促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过如此。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
而贾生的思想倾向与陆子有大同，但亦有大异。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生）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44]，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一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5]。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6]，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7]。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8]，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9]“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50]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51]。如此即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52]。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悝、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53]，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4]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5]，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余论 从陆贾到董仲舒：汉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与战国后期以来的学术总结综合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学术思路的维系，有赖于儒家的师生授受传统。
汉初，矫暴秦之偏，行黄老之术，儒术不过缘饰时事而已。而邹鲁之地儒士学术薪火相传，做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今检《史记》之《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以《汉书·儒林传》，其载儒学薪火授受颇详，尤其是述《五经》的师承，多溯及孔子及其亲炙弟子。儒家学术自成谱系，其他各家与儒学相较，无出其右者。学术日盛，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亦日大。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利用各家的思想资源，以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向着“一”的学术境界回归。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即是此理。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百家继周秦之末，同归于“儒”，而造新汉代“新儒学”。陆子、贾生的思想俱本于儒而各倾向不同，则各自代表了各家学术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即，陆子儒学与贾生儒学的有着一致的目标，虽然他们的学术取向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仍是创建一统的儒学体系。百家由独立成学而“同归”、“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陆子贾生之学，以儒为本，学综道法，然其思想形式尚未臻至完善精巧，各家之间学术杂糅捏和的痕迹斑斑可见。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的体系建构。“从陆贾到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作一种持续不继前后相继的发展，一种有着共同目标和倾向的思想运动；一方面又可以看作一种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质变（新体系的建立）的‘飞跃’。董仲舒思想的出现是飞跃和平共处质变的完成。由于它以新的基础和面貌出现，从而使儒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56] 也就是说，陆贾与贾谊的思想，是汉代新儒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儒学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