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想起些旧事,倒还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战发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文艺之神大概要暂时躲进冷宫,为什么?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战争,一定是拚死命的极其残酷的斗争。一切都为了战争,而战时生活当然又不稳定,文艺之类似乎是生活相当稳定时的产品,所以在战时不但作者意兴阑珊,恐怕读者亦无此雅兴,何况还有物质的困难,如印刷条件缺乏等等……。

    当时对于这论点,我曾盛气驳之。所举理由,在彼时亦并未超乎常识以上,在今天更已成为平凡的现实,此处相应从略。这位可敬的论者,在"七七"以后便投身于最艰苦的斗争中了,亲身的经验当已确认即使在被封锁的、文化落后的、天天有战争的区域,文化运动还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较为平静而熙攘于战时景气,竞夸"繁荣"的后方都市更为迫切地需要,文艺呢,在那些山坳子里本来玉趾罕见,可是倒随同硝烟血腥而发展,而且真正为大众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抗战那年他在某处,适逢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在一个庄严的纪念会中,他要求说话,可是他登台以后只说了这么一句:“大家以为鲁迅所指斥的奴隶总管就是我,其实不是!"不知怎的,这个"轶事"给我印象很深,同时他的印象在我脑中亦为之一新;我想凡在当时文坛有过牵惹的,或许与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轶事"的我们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说以后莞尔曰:怪有意思。

    这位先生在抗战以后未尝一至大后方,而且大后方的所谓文化动态,他那边的山坳子里亦未必知之甚详。最多知道作家们有苦闷。如果一旦到大后方来一看,不知他又有何种感想。但在我呢,把当年我驳他的议论和当前现实一比较,却不能不苦笑,现实太复杂,多变幻,我们对于这社会的认识,深广都不够得很。一时管窥蠡测,虽在原则上道着几分,然而何曾能洞见转折曲复?今天桂林的文化市场,不为不热闹,然而对于开风气,励节操,到底起了何等的作用?据说能销的还推文艺作品,随随便便一本书销五千不成问题,可是这五千的读者究竟以怎样的心情去读这本书,而读后他的意识又起了怎样的波动呵?我们当然可以有乐观的说法。不过如果不是忘形自满的浅薄者,决不能一味乐观。我们的确维持了一个文化市场,弄得相当热闹,但是我们何尝揭露了读者心灵上的一层膜,而给予他以震撼的满足?甚至为了维持这文化市场,大多数作者连进修也顾不得了,意志不坚定的人且复沾沾自足,自谓左右逢源,颇有办法。至于在生活的重担下喘不过起来的作家,要责他以潜心精进,自然不近人情,但在今天这种委蛇的文化空气中,恐怕连这一点感觉也会渐渐麻木。

    不能不说今天的毛病是亢阳内亏,只看哲学与社会科学书籍销路之不振,便可以知道。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听来的两个小故事:有一位写国际政治论文的先生,一天有一个青年见他书架上并没有一本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便问他对此两门学术的意见,他回答道:“写国际政治论文,只要有材料便行了。”又有一位从头到尾读过《鲁迅全集》的先生有一天欣然自得对人说:“我发见了一件事:鲁迅不谈哲学,也不喜欢哲学。"人家叩问他"发见"之证。他夷然曰:“你看他一部全集里简直找不出什么偶然性,必然性,矛盾律,矛盾的统一等等哲学名词,这不是明证么?"自然,我们不能据此以论全般的文化界,深思好学之士,一定还有不少,但在今日文化市场中,深思好学之士恐无回旋之余地,这一种颓风,其严重性,与自外面加的桎梏,恐怕不相上下。

    我们曾经对于只知道生吞活剥硬用哲学名词,或以为惟名词方见哲学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但在今天这种不懂哲学,而又鄙视哲学的潜在倾向之下,不能不发愤激之论,以为前者犹胜于后者!

    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