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诸位看了那篇后记,已可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要我再谈谈,那就随便谈谈罢。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

    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当时我眼病很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太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一九三○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

    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二)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AE餦f1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仓卒,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完,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冲血而死。吴老太爷好象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第二章是热闹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