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最大的边患的敌人是犬戎。周平王在民国前二六八一年的东迁,便是为了避免犬戎的压迫。犬戎之名,初见于《国语》及《穆天子传》。韦氏《国语解》道:“犬戎,西戎之别名也,在荒服之中。”但据《穆天子传》的所述,犬戎所居的地方,是在今山西太原(晋阳)一带。也许他们的势力是更向西伸张开去。把犬戎的地位放在中国的西北部,即今山西、绥远、甘肃一带大约是不会错的。

但犬戎之出现,却还在穆王之前。“犬”与畎,混及倱均是一音之变。《尚书大传》提及文王“四年伐畎夷”,《史记·匈奴传》亦有“西伯伐畎夷”“陇以西有畎戎”语,《毛诗·大雅绵》里有“混夷駾矣”语,是犬戎、混夷、畎夷、畎戎,均为同一之种族。《史记匈奴传》把犬戎也混合的叙及。“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玁狁),荤粥(獯粥)”,均为匈奴之古名。犬戎当亦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之一,和猃狁恐怕是同一族的。因为逐水草而居,故居无定处;凡燕北至甘肃西的草原上都是他们的驰骋之地。《史记》均把他们并入《匈奴传》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个游牧民族很早的便为周室之大患。公刘邑于豳,至亶父而为戎狄所迫,亡走岐下。所谓戎狄,便是混夷,也便是犬戎。后百余年,西伯昌方才有力量去伐他。自武王至穆王二百余年,周民族与犬戎均维持友好关系,各不相犯。《穆天子传》里所举的犬戎胡与穆王相酬酢的事是很可能的。但《国语》则谓: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竹书纪年》也记着:

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并公利,逢公固从王伐犬戎。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似穆王十二年确有征伐犬戎之举。惟这一年的冬天,恐怕就是穆王西征的开始,正和《穆天子传》子戎胡觞穆王的事相合。“征”固可作巡狩解;“伐”即“征”,恐怕也不会真是讨伐的。《国语》有“且观之兵”一语,疑是率“六师之人”到那边去耀武阅兵之意。否则,兴师征伐的结果,而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恐不会有那样的傻人傻事。

穆王以后,在懿王时,西戎曾侵镐,虢公曾北伐犬戎。在孝王时,曾命申侯伐西戎。在夷王时,虢公曾伐太原之戎。所谓西戎,所谓太原之戎,当皆是犬戎。中国和犬戎有了交涉,恐也始于此时。

宣王的时候(公元前八二七——公元前七八二年),周民族的兵威复振。他曾命秦仲伐西戎;命尹吉甫伐玁狁。

狁为患中国之烈,可于《诗·小雅·采薇》一篇见之。“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玁狁正在寇边,怎么能够安居呢?“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王事辛劳,不敢安居,而只好仆仆道路之间;一切都是为了玁狁为患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由春至冬,未得休息,谁还明白服兵役者之苦呢?

在《诗·小雅·六月》一篇里,那气象便大不同了。这诗人不是悲感的而是激扬的;这是得胜者的歌声而不是失败者的哀吟。“六月棲棲,戎事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这气魄和《秦风》之“修我戈予,与子同仇”很相同。这时,狁已经侵略到“镐及方”,而“至于泾阳”(今甘肃平凉县西),于是周师迎击之,“至于太原”(这可证明玁狁也便是所谓太原戎)。

在《诗·小雅·采芑》里,也有“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语。这时,周室的兵力仅足以御玁狁,而不令其入境而已,故《诗·小雅·采芑》里的话还没有征徐淮二夷的诗篇之赫赫夸大。至宣王末年,又曾伐过太原之戎,却不克而退。

到了宣王子幽王时,申侯因王废其女申后之故而勾结犬戎入寇。中国后来历史上的石敬瑭和吴三桂颇与申侯此举相同。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虏其后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民国前二六八二年)。卫武公及诸侯乃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平王。平王戄犬戎的压迫而东迁于洛邑。这便是东周的开始。

许多《诗经》里的悲愤诗讽刺诗,大约都是作于这个东迁时代的。

春秋之世,犬戎或西戎为患于中国不止。所谓齐桓,晋文,秦穆的霸业,也全都是以尊王攘夷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