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东迁以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几乎完全失坠,而各地方的诸侯又各自维持着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权,对于外来敌人们的侵略是很难阻挡得住的。故“南蛮”的楚子竟敢于兴问周鼎轻重之心,而后来孔子一想到了当时险恶可危的中国的情况,便不禁的要赞叹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被发左祍”是戎狄之服式,也便是玁狁或犬戎的服式。假如不是管仲出来的话,恐怕中国真要成为匈奴的附庸,中原或将早于晋室南迁一千多年前而沦陷于异族之手。

管仲相桓公,所以要“九合诸侯”者,其目的全在“尊王攘夷”;想要联合或统一中国的力量以抵抗蛮族的侵略。所谓会盟,便是缔结同盟的会集。恐怕在这时代,只有“敌忾同仇”和“夏夷之防”的号召,才能联合或统一了当时的地方的武力。原来,这些盟会不仅用来对付西北方的戎狄,也要用来对付南方的强敌“荆楚”的。故《诗·鲁颂·閟宫》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以戎狄和荆舒并举,可见“荆舒”在南方强大起来,而复欲侵入中原,也是春秋时代的大患之一。晋文的霸业便在于打败了楚师的一举。可是楚人很快的便汉化了。便挤入了中国诸侯之列,很快的便也成为五霸之一,且也以盟会为号召了。中国的诸侯便渐渐的忘记了楚是异族之一。她是完全同化于中国了。不见于《诗经》十五国风的“楚辞”与“楚歌”很快的便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骄子。

齐居山东,擅鱼盐之利。管仲相桓公,以富国强兵为务。他对桓公说,改革了内政之后,有了肯同死的战士三万人,便可以“以诛无道,以屏周室”了(《国语》)。他“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见《国语》。《管子·小匡》谓:“南至吴越、巴、牂河、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所记与此略同而颇加夸饰。)但未战,便与楚子和。鲁庄公三十年(民国前一五七五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管子·小匡》云:“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斩孤竹而南归海滨。”(《国语》)这一次远征,他是很冒险的。齐军营“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韩非子》)他归后,还献山戎的俘虏于鲁(孤竹曾使人请助于鲁)不久,(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言于桓公道:“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请救邢。”齐遂合诸侯救邢,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左传》)

他又当“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远”。(《管子》,《国语》亦有“西征攘白翟之地”语)

他的霸业,实不在于安内而在于攘外。

《管子》一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实则,为战国时人所假托。然与《周官》实同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理想家的杰作。我们如以《管子》与《国语》里所记的管仲事相对读,可知作者所记也并不是全无依据的。

齐桓公死(民国前二五五四年)不久,而有宋襄公者,想继桓公之霸业而“合诸侯”。但他一出马便为楚人所执。不久,释之。郑伯与楚和亲,到了楚国去。宋襄公因此伐郑。楚人出兵救郑,与宋人战于泓。襄公不乘楚人未济及未成列击之,失掉了战胜的机会,遂败退。楚以是益强盛,其兵力足迫胁中原。

晋文公继之,(民国前二五四七年立)而遂以攘楚为事。这时,宋、郑皆势弱。宋附于晋;郑则依违于晋楚之间。民国前二五四三年,楚伐宋,晋救之。晋楚二军遂战于城濮(今河南陈留县)。文公这一边并不是孤单的;他连合了齐师,宋师及秦师,声势很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写这次战役很有声色,为古代有名的大战役的描写之一。城濮战后,郑伯便也与晋盟而绝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