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平仲的传说,在很早的时候便成了一个中心。他差不多成了一个模范的“贤”臣。《晏子》一书是集合这些传说的大成的。《管子》是有系统的政治书,《晏子》却是很漂亮的因势利导的“谏”书,是“末”世或“衰”世的一部书。他恰好是产生在苏秦、张仪之前的一个不同时代的人物。他和孔子同时;他和孔子都是有用世之心的。孔子有他自己的“理想国”,是一个“理想的大政治家”。他却是一个没有深远的理想而有切实的“匡世”之智谋的“贤”臣。他历事齐之三君(灵公、庄公、景公),都是所谓“暗主”。但他却能以讽谏补救之。当时的老百姓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已感得满足了,故便把这一类“贤”臣的传说集合于他的一身,正如将楚国“名”王的故事集合于楚王的一身一样。

他在“荒淫无耻”的时代,代表了仅存的“清明”之气,汉民族的传统的道德。

晏子治东阿三年,而毁闻于国。景公不悦,欲免之。晏子请复治阿三年。三年后,果誉闻于国。景公贺之。但晏子很不高兴的对道:当他初治东阿时,嘱托不行,货赂不至,民无饥者。但贵人及左右却恶而毁之。这三年来,嘱托行,货赂至,多便利权家,民饥者过半,而誉闻于君。“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景公知其贤,乃任以国政。齐以大治(见《晏子》及《说苑》)。这故事反映出当时贵族政治的黑暗与不平。

齐侯问晏子道:“忠臣之事君也,何若?”他答道:“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这话大出齐侯意外。他道:“言而见用,终身无难,是不必死。谏而见从,终身不亡,是不必送。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新序》)这完全是“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政治家的见解。

他立身至洁,自奉至俭。为齐相,中食而肉不足。景公知道了这事,将割地封之。他道:“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厚取之君,是不忠,且不智。十升之布,脱粟之食,足矣。景公道:“昔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子辞之,何也?”晏子道:“婴闻之,圣人千应,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晏子》)

他荐田穰苴,而齐之国势赖以复振(《史记》)。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道:“君蓄勇力之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恐搏之不得,刺之不中。晏子乃以二桃馈三士,使之自斗,皆自创而死(《晏子》)。这两个故事流传得很广。在《列国志传》及《新列国志》里都会讲到。而元无名氏的杂剧《田穰苴伐晋兴齐》(有脉望馆钞校本),把晏子之荐穰苴写得尤为着力。

荐贤举善是吾心,安邦治国访知音。

全行仁义施忠政,留得清名贯古今。

《古今小说》里有话本《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一篇,却是写他施计除掉公孙接等三勇士的。他被写得很冷酷无情。其实,他是一心为社稷的,对于田穰苴与一勇之夫的公孙接等之间,其分别,他是看得很清楚的。穰苴是将才,公孙接等却是匹夫之勇,“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反是祸国之徒。去之正是为了国家的安宁。但经那篇话本那样一描写,读者们的同情却寄托于“三士”的一方面了。

关于晏子最有名的故事,是“使楚”时的一则漂亮的对话。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道:“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他从大门入见楚王。王道:“齐无人耶?”晏子道:“齐人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道:“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道:“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说苑》)

敦煌石室发现的一篇《晏子赋》(见《敦煌掇琐》)便是写这个故事的;不过以为他是使梁;对话也多出不少。大约一部分是从托名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演变出来的;一部分却从《三国志·蜀志》吴使张温问天,秦宓答辩不穷一则故事演变出来的。

但晏子之成为一个民间的英雄,一个传说的中心却不是偶然的。在那个贵族专政的时代,像这样的一个忠国爱民,勇于讽谏,富于智计,肯替老百姓们说几句话的“贤”臣,自然会成为一代的口碑的集中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