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弗狃、叔孙辄率费人袭公。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以成叛,公围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为政也,亦危而难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封建诸侯。”曹操疑其论建渐广,遂杀融。融特言之耳,安能为哉?操以为天子有千里之畿,将不利己,故杀之不旋踵。季氏亲逐昭公,公死于外,从公者皆不敢入,虽子家羁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虽地势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盖不减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时堕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三桓畏之欤?则季桓子之受女乐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盖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无急于此者矣。彼晏婴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婴能知之而莫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祸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请讨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

或曰:“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而以礼告也欤?”曰:否,孔子实欲伐齐。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岂礼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尝欲以越伐鲁而去之。夫以蛮夷伐国,民不与也,皋如、出公之事,断可见矣,岂若从孔子而伐齐乎?若从孔子而伐齐,则凡所以胜齐之道,孔子任之有馀矣。既克田氏,则鲁之公室自张,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思论】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馀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

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

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

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孟轲论】

昔者仲尼自卫反鲁,网罗三代之旧闻,盖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终年不能究其说。夫子谓子贡曰:“赐·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贯之。”天下苦其难而莫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是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收,百工之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事,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杂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乱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学而不乱,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史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虽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礼之所由废也。一失言者,义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残,天下大乱,未尝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可乐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且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

【荀卿论】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复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以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馀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馀,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

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扬雄论】

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是故其论终莫能通。彼以为性者,果泊然而无为耶?则不当复有善恶之说。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圣人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天下之人,固将即其所乐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独乐不能胜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恶之辨。而诸子之意将以善恶为圣人之私说,不已疏乎!而韩愈又欲以书传之所闻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论,区区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鲧、管、蔡之迹而明之!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韩愈论】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珠玑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争斗夺取,其好之不可谓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实。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于口,而知其所以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贡、有若更称其师,以为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虽尧舜之贤,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学,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为贵,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若夫颜渊岂亦云尔哉!盖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诱人”。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韩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殊俗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夫圣人之所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殊俗,待殊俗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殊俗之仁也。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间,相去不能以发。宜乎愈之以为一也。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岂老子之徒欤?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说《易》,则是离性以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