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柳宗元      

【题解】

唐朝武则天年间,同州下邽县尉赵师韫害死了该地平民徐爽。徐元庆见父亲被杀,便杀死了赵师韫,事后自首谢罪。此事发生后,诗人陈子昂写了一篇文章《复仇议》,主张应当先处死徐元庆,以正国法;不过,在他死后,也应当表彰他的孝行。一百多年后,柳宗元对此事有不同看法,他觉得徐元庆杀赵师韫是有原因的,不能枉杀,遂写下此文,反驳陈子昂的《复仇议》。在本文中,柳宗元认为赏罚不能并举,应该断定好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才可以进行赏或是罚。此文强调儒家的礼仪观念,认为它是评定善恶黑白的标准,这也是此文的主旨。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1],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2],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3],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4],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5],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6],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7],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8],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9]。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10],是悖骜而凌上也[11]。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12],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1]同州:州治在今陕西大荔县。下邽(ɡuī):县名,在今陕西渭南市。

[2]陈子昂:字伯玉,唐朝初期著名文学家。

[3]僭(j iàn):超越本分。

[4]刺:探察。谳(yàn):审判定罪。

[5]原:推究。端:缘由。

[6]州牧:指刺史。

[7]戴天:共存于天下。

[8]介然:坚定不移。克:约束。

[9]愆(qiān):失误。

[10]戕(qiānɡ):残害。

[11]悖(bèi)骜(ào):违背和轻视。

[12]推刃:一来一往的仇杀。

【翻译】

臣从记载上看到天后在位的时候,在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他最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自缚其身,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将他处死,而后在他家乡予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暴乱。如果说不许杀人行凶,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暴乱,如果说不许杀人行凶,那么凡是做官的,杀害了无辜的人,也是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的。礼与刑的本质相同,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有不同。因此,表彰和诛杀是不能够同时并行的。杀掉应当表彰的人,这就叫滥杀,这是太过滥用刑法的表现;表彰那应该杀掉的人,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规范的。如果真的以这种做法来示范天下,并将其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会迷失方向,避免祸患的人就会不知道怎样立身处世了,用这个建议来做为国家的法典,行吗?

大凡圣人的原则,是彻底弄清事理以决定赏罚,根据情由来正确地加以褒贬,无非是把礼和刑结合在一起而已。假使调查、审定了这个案件的真假,考察、辨明了它的是非,研究了案子的发端并探求了它的起因,那么刑与礼的运用,就能明确地加以区别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违法犯罪,赵师韫对他的诛杀,就只是因为个人的仇怨,仗着他做官的蛮横气焰,暴虐地对待无辜的人。州里的长官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都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然而徐元庆能够认为容忍杀父的仇人是奇耻大辱,以为身带武器时刻准备报仇是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地想要刺穿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地克制自己,即使丧命也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啊。执政的官员对此应该感到惭愧,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

或者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杀了他,并不违背法律。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法律啊。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抓起来处死他,正是以此来明正国法的行为,又怎么能去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中说:“人必定会有儿子,儿子也必定有父母,如果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的状况谁来解救呢?”这是太不明礼了。礼所说的“仇”,指的是蒙冤受屈,悲痛呼号而无处申诉的情况啊,并不是指触犯法律之后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现在却说:“他杀了人,我就得杀死他。”这只是不评判是非曲直,欺负胁迫孤单力弱的人罢了。这种论调违反经典、背离圣人之训不是很严重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的职务就是负责调解人们之间的怨仇。凡是杀人而符合义的,规定死者的亲属不许报仇,报仇者要判处死刑。有为报复而杀人的,全国的人都仇视他!”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现象呢?《春秋·公羊传》上说:“父亲罪不当死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按罪当死,儿子报仇,这是会引起不断地互相仇杀的行为,这种复仇不能免除彼此仇杀下去的祸害。”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原则来判定赵师韫、徐元庆双方的仇杀,就合乎礼了。况且不忘父仇,这是孝;不吝惜性命,这是义。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范,尽了孝道并为义而死,他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理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他会把王法作为仇视的对象吗?可是评议这件事的人反而主张把他处死,这是亵渎刑法、破坏礼义的意见,它不能列为国家法典,是十分清楚的了。

请求把我的意见附于律令之后颁发下去。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当按照从前的意见去处理。谨对此发表上述看法。

【解读】

此文开头“旌与诛莫得而并”一句,便将陈子昂既赏又诛的观点驳倒。中间部分论理,语言平缓无波折。后段论事,有侧重之语。此文剖析爽利透避,笔力斩截,语言精练而准确,反映了柳宗元散文“峻洁廉悍”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