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2〕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3〕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4〕。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5〕,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3〕“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4〕“绝对不能言抗日”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5〕心死的应该出洋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148页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