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十日泰戈尔第二次讲演,题云“The Rule of the Giant and the Giant Killer”,据《晨报》第六板说“译意当为管理大人之方法及大人之危害”。我对于泰戈尔完全是门外汉,那一天也不曾去听,所以不能说他的演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但据常识上看来,这个题目明明是譬喻的,大约是借用童话里的典故;这种“巨人”传说各国都有,最显著的是英国三岁孩子所熟知的“杀巨人的甲克”(“Jack the Giant Killer”)的故事。从报上摘记的讲演大意看来,泰戈尔的意思仿佛是将巨人来比物质主义,而征服巨人的是精神文明。所以这题目似乎应当为“巨人的统治与杀巨人者”。不过我是一个外行,用了小孩子的“大头天话”来解释“诗圣”的题目,当然不免有点不能自信,要请大家加以指教。

复次,关于反对泰戈尔的问题我也有一点小意见。我重复的说过,我是不懂泰戈尔的,(说也见笑,虽然买过他的几部书,)所以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我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我们说借招牌卖玄学是不正当,也只是说手段的卑劣,并不相信它真能使中国玄化。思想的力量在群众上面真可怜地微弱,这虽在我们不很懂唯物史观的人也是觉得的。佛教来了二千年,除了化成中国固有的拜物教崇拜以外还有什么存留,只剩了一位梁漱溟先生还在赞扬向后转的第三条路,然而自己也已过着孔家生活,余下一班佛化的小居士,却又认“外道”的梵志为佛法的“母亲”了。这位梵志泰翁无论怎么样了不得,我想未必能及释迦文佛,要说他的讲演于将来中国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我实在不能附和,——我悬揣这个结果,不过送一个名字,刊几篇文章,先农坛真光剧场看几回热闹,素菜馆洋书铺多一点生意罢了,随后大家送他上车完事,与杜威罗素(杜里舒不必提了)走后一样。然而目下那些热心的人急急皇皇奔走呼号,好像是大难临头,不知到底怕的是什么。当时韩文公挥大笔,作《原道》,谏佛骨,其为国为民之心固可钦佩,但在今日看来不过是他感情用事的闹了一阵,实际于国民生活思想上没有什么好处。我的朋友某君说,天下除了白痴与老顽固以外,没有人不是多少受别人的影响,但也没有人会完全地跟了别人走的。现在热心的人似乎怕全国的人会跟了泰翁走去,这未免太理想了。中国人非常自大,却又非常自轻,觉得自己只是感情的,没有一点理知与意志,一遇见外面的风浪,便要站立不住,非随波逐流而去不可。我不是中国的国粹派,但不相信中国人会得如此不堪,如此可怜地软弱,我只是反对地悟得中国人太顽固,不易受别人的影响。倘若信如大家所说,中国遇见一点异分子便要“隔遏它向上的机会”,那么这种国民便已完全地失了独立的资格,只配去做奴隶,更怨不得别人。中国人到底是那一种,请大家自己去定罢。

现在思想界的趋势是排外与复古,这是我三年前的预料,“不幸而吾言中”,竺震旦先生又不幸而适来华,以致受“驱象团”的白眼,更真是无妄之灾了。

(十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