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 经济方面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大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

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纳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

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

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

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黄河——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

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腹里(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等地)   2,271,449石

辽阳   72,066 (8)

河南   2,591,269 (2)

陕西   229,023 (6)

四川   116,574 (7)

甘肃   60,586 (9)

云南   277,719 (5)

江浙   4,494,783 (1)

江西   1,157,448 (3)

湖广   843,783 (4)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与北方比,则南北相差更远。

明漕运凡五变:一、河运。【兼用水陆,自淮入河,始永乐元年。】二、海陆兼运。【永乐四年。】三、支运。【九年开会通河,十三年始兴支运。】四、兑运。【宣德六年。】五、改兑。

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余万石,谓之支运。自后又浸增五百万石。终明世,其定制为四百余万石。

兑运者,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初皆支运,后渐为兑运。

改兑者,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运船在天顺以后,【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定数万一千七百七十只,【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军十二万人。以粮数比:【成化八年定额】

北粮 755,600石。

南粮 3,244,400石。【内兑运米,即苏州一府655,000石,超过浙江全省(60万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过江西全省(40万石)之半数。常州一府175,000石,超过湖广全省(25万石)之半数。苏、松、常三府合计,占南粮全数三之一。】

北粮只及南粮五之一。地荒、人荒,遂为北方二患。【《日知录》卷十七】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粮食运输,亦成国家每年一次大耗费。

清代漕运额,亦定四百万石。据清初《漕运例纂》规定,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惟据《清会典》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则为南八北一。又据《户部则例》,乾隆四十四年漕运额则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雨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时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汉代丝织物,在黄河流域,已有几个著名的中心地点。【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过家庭手工业之上。故曰‘兖、豫:漆、丝、絺、纻’。蜀锦亦极有名。惟江南则绝不见有蚕丝事业。】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为北方农民一极普遍之生业。【《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縤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贵族如此,平民谅亦尔也。】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调绢絁,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折租造绢。】越人的机织,由北方传授。

李肇《国史补》:‘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女以归。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风样,绫纱妙城江左。’【左思《吴都赋》有‘八蚕之县’。宋文帝亦极奖蚕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蚕十五株。南方蚕事,起源甚早。惟精进美盛,则在后也。】

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品质列第四。】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续通鉴长编》四十三:‘宋开封官绫锦院绫机四百张。’】

如亳、如滑,皆为当时丝织要地。

景龙三年,宋务光疏:“自顷命侯,莫后墝塉,专择雄奥。滑州地出缣纨,人多趋射。列县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开元时,绢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黄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内外。大江以南仅泉、建、闽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州府绢价,出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

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表【据《唐六典》,开元十道贡赋,择其有关衣织者录之。】

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蚕盐敛民钱。石晋尚能岁输契丹绢三十万匹。

史称:“五代时,湖南民不事桑蚕,楚王殷用高郁策,命民输税以帛代钱,民间机杼大盛。吴徐知诰令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知其时南方蚕事渐盛。

汴宋锦织,尤为有名。

《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衣服花纹,皆四时景物,谓之‘一年景’”。又载:“定州有刻丝烟雾纱。”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疋,河北积岁贡赋为之扫地。浙绢悉以轻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又按:宋、辽议和后,辽于振武军及保州置搉场,岁以羊皮毛易南绢。】

金泰和六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所用不下百万。”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时中原丝织物尚有输于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间粗品,不敌南宋政府岁币所输于金政府者远甚矣。

元代北方尚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

至顺二年,冠州有虫食桑四十余万株。元冠州于汉为馆陶县地,明属山东东昌府。【又按:金有征蚕皮故纸钱者,明代迁安蓺桑甚盛,然皆剥皮造纸。惟迁安有蚕姑庙,是其先曾治蚕,而后稍废耳。】

元初并有按户税丝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为元定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

然而蚕桑丝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夏税绢数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此后更是照着南进北退的趋势进行。

万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州府夏税丝绢数表:

以上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绢数乃过于南方,然折绢未必实纳。正统八年,令各处不出蚕丝处所,每绢一疋,折银五钱,解京支用。盖唐以前北方输绢,至是相承,仅为一种名色而已。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数与此大同。惟四川有荒丝633斤,而此无之。】

又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东、【济南】南直【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处。

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不善织造,令各折价,为浙江于南至每年征本色至二万八千余疋。至清代,惟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而两税尽纳银粮,亦无折绢名色。于是令人渐忘河域自古为丝织先进之区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业,尚多在北方。

定窑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间为最良。南渡后称南定,北贵于南。汝窑在河南,柴窑亦在河南。惟昌窑【即景德镇】在江西,龙泉窑、哥窑在浙江处州。

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

元有浮梁磁局,见《元史•职官志》,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窑’。民间有宣州、临川、南丰诸窑。明景德窑最盛。宜兴陶业始万历间。

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可见木棉省植于此诸处也。又邱濬大学衍义补〉谓:“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有以为服也。宋、元间,世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是关陕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这是北方经济情绪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辞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渐繁荣,北方日渐萎缩。

此有关于天然界之出产者:如盐、茶为唐以后国利两大项,盐以两淮为主,茶则均产于南方。【茶饮至唐始盛,茶税始唐德宗时。】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此亦至清代犹然。矿课,北方惟山西一省,南则湖南、两广、云、贵。茶课,北惟甘肃一省,南则江西、两湖、四川、云、贵、江苏、安徽、浙江。(据《户部则例》,乾隆建十省岁办茶引数,均当于南十北一之比。)渔课,北惟奉、吉,南则苏、皖、赣、闽、浙、两湖、广东、四川、云、贵。】

亦有关于交通者:南方水利日兴,舟揖之便远超北地。亦有关于人工制造者:如前举丝织、陶磁之类。《文献通考》载宋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有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皆在蜀。】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万贯以上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处,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较,已见北绌南赢。及明代有‘市肆门摊税’,共设三十三处,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北:顺天、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太原、平阳、蒲州。】

又明代商税开始有“船钞”,【此见商业全走入水路交通。】设关处所凡七:曰河西务,【直隶。】曰临清,曰九江,曰浒墅,曰淮安,曰扬州,曰杭州。

全国商业,渐渐集中至长江下游与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有三百万贯。可证当时全国经济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运河贯输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极盛,而元、明两代则剧跌,亦由全国经济状态之变动。】此种演进,直到清代,大体仍旧。据《清会典》,光绪十三年全国各省厘金册报,南方各省几占北方之八倍。【又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则超过十二倍。】

二、文化方面

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

如以应科举人数论。

唐武宗会昌五年限定各地应送明经进士额数表:

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并不能跨驾中原之上。

北宋则南人考进士,人数又多,北人考明经,人数又少,显分优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额以求平衡。【详见前。】

元代一样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苏天爵《滋溪集》十四:“国家既以文艺取士,于是人人思奋于学,而中州老师存者无几,后生或无从质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数十人,考官必得硕儒,士方厌服。”此记延佑、至治间事,南北学风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额。

明列朝乡试额数表:

按:此表北直额数,其中实多南人。又两广、云、贵西南人文之激进,亦可注意。

明会试额数表: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然中卷其实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顺天额亦多南人,则北卷之见绌多矣。

景泰初,礼部请“取士不分南北”,给事中李侃等奏,谓:“江北之人文辞质直,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向制不可改。”后竟复分南、北、中卷,则分卷正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为北,南北界线,较之宋欧阳、司马争论时,又见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贯如次表。【据陈建《皇明通纪》】

清乾隆丙辰诏举博学鸿词,先后举者二百六十七人。满洲五、汉军二、直隶三、奉天一、江苏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东四、山西三、广东六、陕西四、四川一、云南一。可见此种演进,至清无变。

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几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

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辅189人,【此据《明史•宰辅年表》计】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以科第影响及于仕宦。】

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社会南北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兹将唐、宋分道列一简表如下:

观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冲繁,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

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要为户口之盈缩。

开元州郡等级,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皆在北方。时望县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县。【二十县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荆襄近占十一县。】

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

宋元丰三年四京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表:

按:有隋盛时,总江、浙、闽中不盈三十万户。自唐以来,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余万户。而中原户口之数,因五代乱亡相继,周显德六年,总简户仅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丰盛时,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淮、汉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东两路、陕西两路、河北两路、河东路,共八路】淮、汉以南居其十有五。【即东晋、南朝十五路之地。】总天下户千有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当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乃当千有百余万户。大率当天下三之二。不出东晋、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谓:“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十九县。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请依后汉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诸邑为十县。所废之邑,并改为镇。候西京并省,则行于大名府。”据是言之,北方政治区域,若以实际户口衡之,在北宋盛时,其可省并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户比数而言,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户俱当主户三之一乃至半数以上。独两浙、江南东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户比数,只当主户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独优矣。【北方河东一路,客户比数少。此恐有其特为贫瘠之故,不得与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两代之行中书省及布政司之区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书省:

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明两京十三布政司:

京师【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东【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陕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广【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羁縻军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广东【十府一州】、广西【七府及羁縻诸府】、云南【五府及军民羁縻等府】、贵州【八府及羁縻军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

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明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南北计数: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

又按:南直苏州府户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户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户254,460,口1,002,779,苏、松、常三府合计,户数超过于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陕西、北直诸省,口数超过于福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其繁荣可见。【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为大省,顺天(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约数: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苏州一府秋粮2,038,894石,超过湖广以下任何诸省,而与浙江、江西二省相仿佛。松江、常州秋粮合1,546,180石,亦超过陕西、广东、福建、四川、北直、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而与山西、河南两省相仿佛。若苏、松、常三府秋粮合计,则超过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诸省矣。

自汉迄明南北户数增减简表:

按:诸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

斯二者,皆为明代南方繁荣之要征。西南开发之尤显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土之间,盘踞数千里,苗、蛮、僰、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宋谓之“羁縻州”】至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宣慰司者十,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发西南一大事。

盖亦随褚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俱起。【其间如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下及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

至论海外殖民,其起当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于秦郡,而汉因之。东汉末季,中国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颐至多。东晋、南朝,交、广海舶,目为利薮。【《南史?王琨传》:“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河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梁书?王僧儒传》:“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贾而即卖,其利数倍。”】

唐代始有市舶之税,然领以宦寺,尚不以为国家之正收。【此如秦、汉初以山海池泽税归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设官司,乃为国家度支一要项。

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货殖海外,立家室、长子孙者乃日众。成祖时,命太监郑和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通使海外。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河、锡兰等三十余国。【其第三次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且横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东岸。以较西方发现新地之甘马与哥伦布等,郑和远迹,尚在彼辈数十年前也。】

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郑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后有石显,亦两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声威既远届南海锗国,亦会闽、广商民,能自殖其势力于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据三佛齐,陈祖义亦为旧港头目。【其后闽人某亦据婆罗国而王之,皆见《明史》。又梁启超《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尚举广东人张涟王三佛齐,广东人某王爪哇顺塔国。潮州人郑昭王暹罗,嘉应人吴元盛王戴燕,嘉应人罗大王昆甸。又嘉应人叶莱,为今英属海峡殖民地之开辟者。】风生势长,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叶受倭寇之患,海外发展遂致顿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为中国民族进展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