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6年6月18日离粤返桂。此次赴穗策动北伐,在广东住了将近五十天,虽辛劳备尝,然终将北伐发动起来,归途中颇感兴奋。6月19日下午,我由三水河口所乘的专轮遂抵达梧州。梧州各界闻我策动北伐归来,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江边码头来欢迎的各机关代表暨民众团体简直是人山人海,这时梧州驻军为伍廷飏(展空)旅,伍氏在随我自码头回其司令部途中,便问我说:“德公,我们真要北伐了吗?”

“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们的部队不是已经开到湖南去了吗?”

伍说:“德公,你觉得北伐有把握吗?”

我说:“我觉得占领武汉没有大问题。”

伍说:“要是败回来就糟了……唐继尧还在伺机蠢动呢!”

我说:“我保证不会败回来。再者这次北伐,我们只预备出去一半部队,留半数在广西对付云南也足够了。”伍展空虽不再说什么,但是他心中仍觉得没有把握似的。这时我的直属部下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广东那批首脑们的疑虑和踌躇了。

我在梧州住了两天,参加了各界欢送出师北伐大会。6月21日遂自梧州乘电船到阳朔,再登岸步行。于6月24日抵桂林。在桂林,不用说,又是连续不断地举行欢送北伐出师大会。更有各机关学校纷请训话讲演,应接不暇。这时家母仍住在桂林乡下两江墟头村故宅。我们母子已久未见面,她老人家听说我返抵桂林,派人来叫我返乡小住。但此时正值北伐出师之时,军书旁午,目不暇给,实在没有工夫回家省亲。不得已,只好派人接慈母进城承欢数日,稍尽人子之情。

我到桂林不久,忽然接到广州的电报,说白崇禧已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了。此一电讯很使我惊诧。

白崇禧原是我第七军参谋长,今番升迁,使我顿失臂助,我乃电商于黄绍竑。绍竑自南宁复电,推荐其同窗旧友王应榆氏接充七军参谋长。王为广东东莞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其后似曾在李济深处做幕僚。当李、黄在梧州合作时期,王氏转到黄绍竑的“讨贼军”中任职。王氏虽出身军校,然对治军作战并无太大兴趣,却将全副精神用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生产事业。为人淡泊,向不介入党争。黄绍竑因渠长于企业管理,乃请他整理贺县八步一带的锡矿。渠任矿务局长年余,对兴利除弊成绩颇有可观。此时第七军参谋长出缺,绍竑乃推荐其担任。王因事出仓促,赶办移交,我军到武昌后,他才自贺县赶来就职。王未到职前,由胡宗铎兼代。

当时各军中除党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设立。北伐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党,第七军政治部初成立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但是这时广东,上自党、政、军各级机构,下至农、工、学生运动,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麦为留法学生,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谊,为人忠实坦白。但是我推荐上去后,总政治部却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后因我态度坚定,麦氏才得就职。这件事在当时虽引起了小风波,然在1927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

此次北伐,我第七军的动员计划是抽调十二个团,由我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八个团则留守后方,由党代表黄绍竑指挥。如我前线兵力不够,则随时可抽调开往增援。谁知出师后,所向披靡,后方留守部队并未动用,我们已打到南京,此是后话。

兹将我军参加北伐部队番号及编制列如次: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参谋长 王应榆

政治部主任 麦焕章

第一路军指挥官 夏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 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 李明瑞

第一团团长 陶钧 第二团团长 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 夏 威(兼)

第三团团长 俞作豫 第四团团长 李朝芳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兼)

第九团团长 陆受祺 第十四团团长 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 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 周祖晃

独立第一营营长 李少杰

炮兵营(辖三连)营长 罗传英

工兵营(辖三连)营长 马典符

兵站分监 曾其新

通讯大队(辖三连)大队长 覃连芳

我第七军中编制的第一路、第二路,实即其他各军中的师长。所不同的,师长仅能指挥其本师官兵,我们的两路指挥官则视环境的需要,指挥或多或少的部队,不受建制的约束。

综计北伐初期,我军参加战斗的官兵约二万余人。七生的五德国克鲁伯厂制管退炮四门,七生的五日制架退炮两门。此种山炮尚系清末张鸣岐任两广总督时所购,原有二十四门。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带十二门到南京,两广尚存十二门。1916年讨龙之役,林虎夺得数门,嗣后辗转为我军所有,也已历尽沧桑了。

我军每团有一机枪连,每连有德制水凉重机枪四至六挺,故八个机枪连共有重机枪四十余挺。通讯大队共有三连人。一连随军部,两路指挥部各有一连。军中各单位间的通讯全凭电话。这时被覆线极为有限,一般通讯全凭舶来品的铁丝线,军和军间的通讯却利用无线电。总司令部发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旧品,笨重不堪,随军移动时,需十六人分两班抬运。机件故障时常发生,实不堪使用,然又弃之可惜,成为行军时的一大累赘。

我第七军除战士之外,尚有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时余妻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拋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

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

我在桂林,为着部署本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中,我军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我本人乃于7月6日离桂林,取道黄沙河下衡阳。这时前线我军已捷报频传,正向长沙挺进中。

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5月中旬已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唐调尹团赴醴陵协防。不久,唐自衡山退守衡阳,钟祖培旅长乃亲率周祖晃团,于5月28日开抵衡阳增援。尹承纲团也返抵衡阳,归还建制。

当此之时,吴佩孚在南口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甚急。北军精锐尚在京汉线北段,湖南攻唐之师系赵恒惕部的湘军。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指挥对唐战事。另调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节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并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陵,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另以湘军刘铏、贺耀组两师进逼唐生智的左翼。大军三路而下,气势极旺,衡阳岌岌可危。唐生智见情势阽危,乃一面派员向叶开鑫诡提和议,以缓敌待援;一面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祁阳、永州移动,拟于必要时退入广西。另一面则预备且战且走,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布防于萱州、樟木至店门之线;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布防于洪罗庙、金兰寺之线。5月29日,敌军贺耀组部猛攻何师,情势危急。唐生智乃调我军钟旅向洪罗庙增援,钟旅于6月1日到达洪罗庙,当晚趁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军闻风丧胆,急退涟水北岸据守,唐军左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这时唐军中路在敌人猛攻之下也已动摇,溃败在即,忽闻左翼大捷,军心一振。敌人误以为两广援军大至,乃不敢再攻,战况胶着。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适在此时赶到攸县,将右翼稳定。唐生智见事有可为,乃于6月2日我军大捷之后,正式宣布就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之职。又三日后,中央才正式公布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宣言出师北伐。换句话说,便是我们自动入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然蒋氏于6月5日发表为总司令后,又迟至7月9日才正式就职,其中曲折迂缓的原委,此地也不烦赘了。

6月中旬,吴佩孚确知两广派兵援湘,遂重行部署。6月18日吴下令以北军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仍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组、刘铏等部进入湘西。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

幸而援湘部队我军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及时赶到,开往永丰集中。我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也于7月初行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7月4日我三路大军遂同时发动攻击。北军不支向后溃退,我军三路皆捷。叶开鑫部乃放弃长沙,据守汨罗江北岸待援。我军遂于7月11日克复长沙。北伐军因此一举成名,全国震动。

我于7月15日抵衡阳,时我军前锋胡宗铎部已追过长沙,在汨罗江南岸布防待命。第四军的一部也已越过醴陵和北军对峙中。在我军进攻期中,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已随军至长沙。渠闻我到达衡阳,乃自长沙乘电船来衡阳和我会晤。

这是我和唐孟潇第一次见面。大家在捷报声中把晤,自然都有无限兴奋。唐氏身材高大,留了一撮八字胡子,和我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他对我仗义援湘,促成北伐,并推荐他任前敌总指挥各点十分感激,一再诚恳地问我,需要何种报答。我说,你现在已经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革命胜利,就是对我的报答了。唐意犹未已,自动地提议说,现在克复地区有几个收入极丰的税局,问我可否推荐数人去担任局长。唐氏此时加入革命不久,头脑里还充满了旧式军阀的想法,他以为我如推荐几个私人去当税局局长,我便可乘机分肥,以饱私囊,这样也可以算是他对我报答的一法了。我当时便郑重地告诉他说:“我们第七军里的人才已感奇绌,哪里有人介绍给你呢?”唐氏还以为我不好意思直说,嗣后,他又间接地派人来问。我回答说:“请孟潇不必如此,我们革命军人是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唐氏才息了心。

我和唐氏会晤时,曾好奇地问他,此次从湘南撤退,为何不打算撤往广东,而偏欲撤往广西。我说:“广西贫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山,你们退到广西,难道想吃石头吗?”

唐说:“我退往广东去让谭延闿、程潜缴械收编吗?”我们相对大笑。

我们在衡阳晤谈之后,翌日唐生智和我遂同乘电船自衡州驶往长沙。这次胜利是我们革命军小试牛刀。士气旺盛达于极点。民众情绪尤为热烈,真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概。不久,余妻所率的百余名“女子北伐工作队”也行抵长沙,并立刻展开慰问伤兵、访问民众等工作。簪缨巾帼,相映成辉,对民心士气都发生极大的鼓励作用。

在长沙,除计划次一步战略部署和参与欢迎大会之外,我对唐生智的第八军也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唐生智是最近加入革命阵营的,军中作风有许多地方仍未脱军阀的窠臼。官、兵界限分明,不共甘苦,不像我军官长士兵打成一片。我军纵是高级指挥官出门,随行卫士也很少。短途便步行,稍远才骑马,极少坐轿。而唐军纵系连长官阶也威风凛凛,不可亲近。一日,我在长沙街上步行,忽然又碰到刘文岛。他坐了一乘华丽的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那时长沙尚未筑有马路,街狭人多,摩肩接踵,拥挤非常。我们徒步的人见到这乘大轿,不期然都向两旁让开,驻足侧目而视。谁知我却给轿子里的刘文岛一眼看到,他连忙弯身向前,大拍其轿杆,要轿夫停下,然后匆忙下轿,向我立正敬礼并寒暄一番,问我到何处去,为何不坐轿子。我说,只是出来散步,用不着坐轿。刘文岛当时在长沙是十分显赫的人物,经他这样卑躬屈节一来,街上围观的市民才知道我便是第七军的李军长。我并非故意表示我的平民化,这只是说明两军作风之不同而已。我们第七军自始便是一支平民化的军队,虽然我们纪律严明,军令如山,但是平时官长士兵则生活在一起,大家如兄如弟,不拘形式。正如汉将李广的部队,“随水草而安”,不务繁文缛节。但是当时的第八军,乃至所有的北方部队,都爱讲排场,摆门面。至于作战能力如何,则又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