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议之后,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大体是分为三路向北推进。以第四、第七、第八三军为中央军,循武长路直捣武汉。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的总预备队。第二、第三两军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醴陵一带以监视江西,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的安全。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所部的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师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北窥荆沙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唯黔军此时尚滞留于湘黔边境,态度暧昧,颇有看风使舵的意向。

然左右两翼的实际任务不过是掩护和策应而已,二期北伐的主要战场仍在中央军的武长路上。中央军的作战序列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下分为左右两纵队。唐氏指挥其第八军为左纵队,并自兼左纵队指挥官;我则指挥第四、第七两军,为右纵队指挥官。

这时我们的中央军和敌相持于汨罗江南北两岸。为强渡汨罗江,直捣武汉,我们第四、七、八三军乃计划分三路齐头猛进。我们战略上的进攻路线预定如后:

第四军攻击平江之敌,然后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推进,右翼警戒赣北,左翼与第七军联络。

第七军于浯口南岸附近抢渡汨罗江,攻击平江以西的敌军,然后循北港、蒲圻、咸宁、贺胜桥向武昌前进。右与第四军,左与第八军取得联络。

第八军攻击浯口市以西、营田以东一带之敌,取道岳州向武昌前进。并以一部相机自嘉鱼或金口渡过长江,向汉阳、汉口攻击,截断敌人退路,将敌人聚而歼之。右与第七军联络,左方警戒长江及湘江江面。

第一军第二师为总预备队,自长沙随第八军后推进。第六军则集中浏阳,随第四军后向北推进。

我们预定的总攻击日期是8月18日。在总攻击前,各军奉命向指定地区集中。为集中兵力计,第七军并将汨罗江南岸分水岭以东防地让出,由第四军接替。

正当我们做攻势部署时,敌人也在迅速地做其守势的部署以待援军。这一期我们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吴是直系军阀的首脑,他的部队是当时北方军队中作战能力最强的一支。吴氏治军甚严,训练有方。自护法战争后,吴氏便横行华中、华北,战无不摧,攻无不克,声威的显赫,真是一时无两。吴氏直系部队和受他指挥的杂色部队共有二十余万人,实力既若是的雄厚,所以他对我们两广区区数万的革命军一向不曾放在眼里。直至我军攻克长沙,威胁武汉时,吴氏才感事态严重,对我军也另眼相看,乃决心倾巢南下,亲自指挥。不过此时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南口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吴军精锐尚滞留在京汉路北段,未及南下。所以湘鄂边境仍由原鄂军、湘军防守,由湖北督理兼中央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和代理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号倬章)二人负责指挥。吴佩孚的直系部队参战的约有枪三万余支,加上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的湘军三师,另有赣军和陈炯明残部的粤军,以及韩彩凤等前桂军残部,为数也有三四万人。

敌人在武长路正面的防御部署系沿汨罗江设防。在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浯口市、张家碑等地构筑强固工事,由湘鄂边防军第五路总司令兼湖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宋大霈、第十七混成旅旅长余荫森所部和部分湘军担任防守。汨罗铁桥两旁长乐街、南渡河、夹塘之线,则由湘鄂边防第八路总司令董政国率第六混成旅旅长王梦弼、第七混成旅旅长李乐宾和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师长邹鹏振等部担任防守。平江方面则由平通防御司令兼暂编第五十混成旅旅长陆云所部防守,构筑强固工事并铺设地雷及电网,以逸待劳。

我军在汨罗江南岸沿线部署既定,各单位乃于18日相继进入攻击位置。19日我第四、七两军乃开始进攻。我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指挥,于是日拂晓向沿河配备的敌军孙建业第二混成旅进攻,将军山一带之敌旋即肃清,第一、二两旅遂开始强渡汨罗江。唯江中船舶已早为敌人掳去,无船可渡。所幸时值初秋,江水甚浅,深处亦仅及胸,我军官兵乃徒涉而过。当日即占领浯口市。

我军第二路第七、第八两旅由胡宗铎指挥,也同时由滑石滩强渡占领张家碑。敌军万余人初尚顽抗,经我军数度冲杀后遂溃不成军,向北部山区逃窜。我军夺获山炮二门、机枪四挺、步枪五百余支、俘虏六百余名。我第七军也死伤二百余人。

敌军被击败后已不堪再战,各部只是分头逃窜而已。为使其没有收容整顿的机会,我于19日晚即下令衔尾穷追。第一路循岑川、长安桥,第二路循立师桥、谈家坊齐头并进。战事至此已进入山地战,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所行多系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阴森,不要说作战了,便是旅次行军也很感艰难。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区原系世外桃源,向无大兵经过,纵是洪杨太平军过湘北伐时,也不曾涉足此地。所幸我军官兵多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不以为苦。加以老百姓处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时逃窜的敌军却适得其反。他们的官兵多半系直、鲁、豫一带平原地区生长的,许多士兵甚至连山岭也未见过,此次入湘系乘火车而来。一旦溃败入山,则恍如进入八阵图,不辨东西。湖南历年来受北军的祸很大,人民衔恨。每逢北军过境,居民便逃避一空。加以北人食面,南人食米,生活习惯、容貌身躯、言语行动和当地人民都有显著的不同;平时纪律又坏,所以一旦溃败,便遍地都是敌人。凡溃兵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内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

所以我军追击北进时,左右山林内甚或后方都有敌人的溃兵四处流窜,有待肃清。更有北军重机枪三连,携带十七八挺重机枪向我投诚。我接受他们的投降后,即集合训话一番,然后编入我军战斗序列,随军北伐。但这批北军加入我军后,生活语言多感不惯。我七军官兵多说粤语,使这些北方士兵如置身异国,言语既不通,习俗也不同。这三连北军后来竟于我军在德安会战后撤退时,趁黑夜潜逃,不知去向。

我军自山区追击前进,到8月23日第一、二两路才在北港会师。翌日本拟直趋蒲圻、汀泗桥、咸宁一带以切断武长路,使岳州前线的敌军无路可退。谁知第七军抵达大沙坪附近时,忽然发现第四军先头部队已超过我军,向左翼前进。

因第四军自8月19日克平江后,敌军守将旅长陆云自杀,残部向马鞍山、通城一线溃退。第四军乃衔尾穷追,8月23日夜四军前锋随敌溃兵之后进入大沙坪。敌军再退往汀泗桥一带,四军尾追不舍,乃越入我七军原定追击路线之内。七军既和四军相遇于大沙坪,四军向西北追击前进;七军遂将错就错,舍弃原定路线而向东北方向追击前进,和第四军前进路线交叉而过,因此我除派遣第一路一小部分部队仍循原路北上蒲圻,协助第四军攻击汀泗桥外,七军主力乃东进,越崇阳,直趋咸宁,向贺胜桥方向前进。

按当时的部署,第四军原属我指挥,然自8月19日攻势发动后,我偕第七军军部前进,和第四军便无法联络。因当时军事进展极速,我们军部虽都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但因电机陈旧,随修随坏,故各军联络时时中断。我们在汨罗江以北山区追击前进时,事实上是各自为战,按既定计划和战术原则分进合击,苦打穷追,因而发生两军互易作战地区的趣事。

当我第四军在8月26日于汀泗桥占领阵地时,第八军也已攻克岳州、羊楼司,和我七军的一部会师于蒲圻。因八军原在浯口以西长乐街一带伺机渡汨罗江,然船只已全为北军掳去,长乐街一带江深水急,无法徒涉,所以八军在四、七两军已在上游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下游敌军自动撤守后,才于8月20日渡过汨罗江,较四、七两军渡江迟了一日。

嗣后第八军遂循铁路前进。23日占领岳州,24日占领羊楼司,25日和我七军一部会师蒲圻。由于我四、七两军进展极速,已在蒲圻、汀泗桥一带将敌军退路切断,大批敌军见无路可逃,乃自动向追来的第八军投降。所以在武长路追击战中,第八军遭遇的抵抗最微,而缴获的敌军武器弹药却最多。因此唐生智到武汉后,趁中央政潮斗争剧烈时,竟将其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等师长都升为军长,实力大增。从吴佩孚部所缴来的军火便是他后来在宁汉分立时的本钱。这是后话,暂不多赘。

当第四军于8月25日夜向汀泗桥迫近时,敌军宋大霈、董政国等已收集从前线各地溃退的残部万余人,据汀泗桥死守。原在武昌坐镇的湖北军务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也率所部精兵万余人来援。

汀泗桥为武长路上两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一湖沼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陈嘉谟陈重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我军和敌激战终日,颇有死伤而并未奏效。26日江水突然暴涨,进攻益发无望。我军在桥的南端虽稍有进展,然望桥兴叹,大有天堑难飞之叹。因此,桥北守军也休息度夜,不以我军为意。这时我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忽然自告奋勇,夤夜于附近港湾觅得渔船数十只,一夜之间将该团渡过河去。此时敌方守桥各军都在酣睡中,黄团长乃亲率该团精锐于晨光曦微中,自敌后向桥北守军作拂晓攻击。一时喊杀连天,守军自睡梦中惊醒,不知敌从何来,顿时秩序大乱,夺路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其他各部遂乘势猛攻,一举而克汀泗桥。

敌人望风逃窜,我军乘势追击,28日遂克咸宁。敌残部乃退守贺胜桥。适此时吴佩孚率精兵数万人自北京南下,抵达贺胜桥;我第七军主力也于是时自崇阳一带赶到。因而敌我两军决定性的主力战遂在贺胜桥前展开。

在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作,于8月中旬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击溃于南口后,直系势力已无北顾之忧。唯因吴和张后有小龃龉,致稽延南下日期。到8月20日左右,忽闻湘中大败,武汉震动,吴氏才觉革命势力不可侮,乃亲率精锐刘玉春、陈德麟、张占鳌、靳云鹗等部数万人于8月22日晨自保定乘京汉车兼程南下。25日到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拟先守汀泗桥。会汀泗桥败讯至,吴氏席不暇暖,即自武汉率师南下,亲自指挥固守贺胜桥。同时檄邀孙传芳自江西袭我后方,并图诱致袁祖铭部叛离革命集团以扰我左翼。

吴氏于8月28日亲到贺胜桥部署一切。其兵力在贺胜桥设防的,计有吴氏亲率的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刘玉春的第八师等,都是吴氏的精锐,从来是所向披靡,号称无敌。此外还有自汀泗桥退下的前武卫军马济,以及宋大霈、董政国等残部万余人,合计不下十万人。并附有铁甲车和山炮、野战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全部实力较我前方作战的四、七两军总数多出数倍。

在吴氏亲自指挥之下,敌军在贺胜桥前以纵深配备构筑临时工事。其大部兵力集结于贺胜桥附近,主要阵地设于桥前高地杨林垱、王本立之线。

当敌军正在作防御部署时,我前方高级指挥官齐集于咸宁县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到会的计有蒋中正、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和我。会中决定由我直接指挥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唐生智则率其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的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拊吴军之背。

计划既定,我遂于29日令第四军仍沿铁路前进,进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则出咸宁东北,自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令夏威率第一、第八两旅任右翼,胡宗铎率第二、第七两旅任左翼,与第四军并肩前进。当日第八旅即在王本立之南和敌军警戒部队遭遇,发生激战,将敌人逐回贺胜桥前阵地。我四、七两军遂向桥前迫近。

贺胜桥的守军是当时中国最享盛名的直系部队的精华,督战者又系直系的主帅——能攻善守的吴佩孚。我方进攻的也是北伐军的中坚。双方都以其最大的本钱作孤注的一掷。我们以连战皆捷的旺盛士气,虽然自觉甚有把握,而后方的唐生智却颇为我们担忧。他在蒲圻得报说,吴佩孚大军因西面阻湖不能展开,现已大部向东方运动。渠深恐右翼第七军独力难支,乃遣参谋长龚浩来前线和我商讨增援计划。而我则觉得全军士气极旺,可以独力撑持,故要龚参谋长回报唐总指挥放心,静听捷报可也。

30日拂晓我遂下令四、七两军同时出击。我亲率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到前线督战。我全线官兵宛如万条毒蛇向敌人同时进袭,而敌人也恃险顽抗。斯时敌军重机枪、山野炮同时向我军盲目射击,战场上简直是一片火海。

贺胜桥一带都是波状地和可徒涉的小湖沼,地形起伏不大,而遍地都是茅草和小丛树,障碍视线,不利于守势阵地,即高级指挥官的视界也不出三数百尺。敌军的移动固然不易察出,就是我们自己各单位的行动也不易掌握。所以战斗的进行,几乎是各营、各连,甚至各排、各班自行判断,按着战斗原则,各自为战。幸我军士气旺盛,全军有进无退,向敌人接合部隙缝袭击猛冲。

此时敌军也顾不得目标,只是集中火力向我军射击,枪炮之声震耳欲聋,机枪声的紧密尤为各次战役中所未有。其火力之猛,北伐途中除德安、龙潭两役外,鲜有可比拟的。我们高级指挥官也都浴身于火海之中,流弹横飞,炮弹时在前后左右爆炸。

这时第四军黄琪翔团在铁路正面左侧的小高地丛林中,为敌军的铁甲车和排炮所轰击,无法立足而后退。敌军复向我四、七两军阵地的接合部袭击,情势危殆。我遂急令七军第四团向左延伸增援,才将阵地稳定。这时敌又向我右翼移动,我七军第三团被围,情势甚危。我遂令第十四团向右翼延伸,而敌援军也到,再度对十四团作大迂回,包抄我右翼。当敌人正和十四团厮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我再调第二团赶到,自第十四团、第三团之间冲出,将敌阵截为两段,一部向右蹴敌侧背,敌阵才见动摇。我军正面乃乘势冲锋,敌遂全线崩溃,纷纷逃往余花坪、贺胜桥一带阵地。其退往余花坪的,因得金牛来援之敌,复起向我反扑;然我第一路跟随尾追不舍,敌人立足未稳,又被击溃。夏威乃衔尾穷追,敌军宋大霈残部几全部缴械,夏威遂进占鄂城。

这时四军第十、第十二两师暨七军第七、第八两旅倾全力向贺胜桥敌军正面冲锋前进,敌人仍图顽抗,然因我军冲杀甚猛,无法立足。吴佩孚见情势危急,除令陈嘉谟、刘玉春各率队压阵外,并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贺胜桥头督战,以壮声势。复排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葸退却的,立被射杀。吴并手刃退却旅长、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所以敌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机关枪向我盲目扫射,疾如飙风骤雨。所幸我军士气极旺,喊杀连天,前进官兵竟以敌人的机枪声所在地为目标,群向枪声最密处抄袭,敌军不支乃弃枪而遁。敌将陈嘉谟、刘玉春阻止不住,吴佩孚乃以大刀队阻遏。敌军溃兵因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人一哄而过,夺路逃命。据说陈嘉谟见大势已去,又不愿退却,竟滚在地上大哭。因其受恩深重,今日兵败若是之惨,实无面目以见吴大帅也。这时我追兵已近,马济在一旁大叫:“你再不走,就要被俘了!”陈氏卫士乃将其架起,夺路而逃。此事我后来闻之于马济部下投降的军官,当非虚语。

吴军全线溃败时,已近黄昏。其溃兵和我追兵混成一团,不分先后向武昌城前进。我军中的炊事兵、运输兵等也各挑其杂物炊具,杂在战斗兵行列中前进。夜深之后,我追兵已过贺胜桥数十里,敌人也已去远,我乃令各部停止追击,就地休息。因我军搏斗一昼夜,到此已疲惫不堪,亟待休息整顿。谁知我军有炊事兵数名和大队失去联络,竟挑了炊具,一夜未停,跟随敌人溃兵,进入武昌城。嗣后吴军闭门守城,这几名伙夫竟被关在城里,当了四十几天的俘虏。后来武昌克复,他们才被释放。四、八军攻城的指挥部因为他们隶属第七军,而我第七军又已远去江西,所以要送他们回广西后方服务。这几名伙夫却不愿回去,又赶到江西前线来归队。这事一时传为军中趣谈。然也可想见贺胜桥之役,我军士气是何等的旺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