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正式成立,并选胡汉民为主席,此外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也次第成立(总政治部主任为吴敬恒,副主任为陈铭枢),乃公开否认武汉中央的合法地位。武汉方面也于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所谓“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我辈“叛逆”。在汉的原有激烈分子如徐谦等,冲动之情已不消说,即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辈,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

我方对此种威胁,自不得不采取相应防御措施。先是,江右军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因同情汉方反蒋,已先期离宁返汉。程氏第六军中的两师精锐,一在南京,一在江北。程氏去后,其在江北的一师遂取道淮河北岸,遁返武汉。原驻南京的十九师因我军监视很严,遵命改编为“暂编第六军”,由原第六军参谋长杨杰晋升军长。

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也开始向我反攻,意图卷土重来。4月12日直鲁军许琨部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我军马祥斌部正死守待援。另路直鲁军则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浦口,并经常以野炮隔江轰击南京。时西线敌军也图南犯,奉军精锐正由张学良率领,自京汉线南下至驻马店,威胁武汉。处此紧要关头,宁汉双方如真自相火并,必将同归于尽。

4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乃决定继续北伐,以减除江北敌军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5月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辖第一军(欠一、三两师,何自兼军长)、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雷万顺);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白崇禧代行,辖第四十军(贺耀组)及第一军的一、三两师(杨杰指挥)、第六军(亦由杨杰指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陈调元并兼前敌总指挥。我则受任第三路总指挥,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七军(夏威)、第十五军的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四十四军(叶开鑫)、第二十七军(王普)、第十军(王天培)、第三十三军(柏文蔚)、独立第五师(师长马祥斌)。

此期北伐计划我军作战的总方略,系以第二、三两路为主力,由皖北攻截津浦路,第一路则陈兵于镇江、常熟一带,俟二、三两路奏功后,渡江北进,以肃清苏北之敌。

计划既定,我遂将所部分为五个纵队,指定集中地点,克日出击,其战斗序列如下:

第三路总指挥 李宗仁

前敌总指挥 王天培

第一纵队指挥官 叶开鑫

第四十四军

第二纵队指挥官 夏 威

第七军(缺第二师)

第三纵队指挥官 胡宗铎

第七军第二师 胡宗铎

第十五军第二师 刘鼎甲

第十五军独立旅 严 敬

第四纵队指挥官 王天培

第十军

第五纵队指挥官 柏文蔚

第三十三军

总预备队指挥官 王 普

第二十七军

命令下达之后,第十军暨第二十七军乃于5月3日由大通渡江,向庐江、舒城集中。第七军则分三处渡江,第一师于5月5日自西梁山,第三师7日自芜湖,第二师及十五军于6日自荻港开始渡江,7日渡毕。

斯时江北敌军为程国瑞和许琨等部,一经接仗便纷纷溃败后撤。5月11日我第一纵队遂占领含山,第三纵队也于同日占领巢县。12日第二纵队进驻巢县,与第三纵队会师。第四纵队也于同日抵达舒城。

敌军溃败后,复将主力二万余人集结于柘皋、店埠、梁园附近,与前攻合肥之敌刘志陆、张敬尧等联合,以图顽抗。我二、三两纵队遂向柘皋推进,以寻找敌军主力而歼灭之。

当我方决定继续北伐时,武汉军似乎真在作“东征”准备。目击此一危机,我乃于4月间派参谋长王应榆往汉,向武汉各领袖陈述我的意见。我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王氏抵汉后,不久便有电来说,武汉中央大体同意我的建议,主张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

武汉方面情势虽转缓,唯江西方面的朱培德反蒋仍力,有待疏通。先是当我军于3月末离赣东征时,武汉中央遂将亲蒋的江西主席李烈钧撤换,而代之以朱培德。朱氏衔蒋甚深,积愤已久,一旦取得江西省省主席地位,遂激烈反蒋,所有在赣的蒋系人物悉被摒除。朱氏并亲作长书致何应钦,历数蒋的偏私狭隘、市私恩、图独裁等各项罪状,力劝何氏加入反蒋阵营。何应钦在南京曾将此函示我。该函确系朱培德亲笔,长凡十余页。我问何应钦:“你把这信给总司令看了没有?”

何说:“我当然要给他看啦!”

这时朱培德陈兵于九江、湖口一带,武汉如真来一次“东征”,则朱培德部势必为先锋无疑。为彻底避免革命军自相残杀,我认为有一晤朱氏的必要。因此,当我军开始渡江北进时,我乃电约朱氏一晤。5月11日,我自芜湖专轮西上,翌日抵湖口。朱氏乘轮来迎,我遂过船与朱氏倾谈。

朱氏和我一见面当然就痛诋蒋氏,并力述南京另行成立中央的非计。我则说,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何况南京国府已经成立,欲罢不能。眼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我更强调说,如果武汉方面真要“东征”,从地理和军队位置说,当然以他的第三军为先锋,则首当其冲的便是现驻安徽的第七军。试问以第三、七两军自相砍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两败俱伤,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我一再申说,为今之计,只有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并于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再缓图解决。

我的一席话,说得朱培德颇为所动,我便请他转告汉方中央各同志,切勿河汉斯言,自贻伊戚。说完,我便辞别回船,驶返芜湖。朱氏也去武汉报告,卒使宁汉暂缓冲突,分途北进。事实上,宁汉双方也各为利害形势所迫使然,并非全靠我这和事佬之力。

我于5月14日返抵芜湖,乃乘轮穿巢湖往合肥前线督师。在我去湖口期间,我军第二、三两纵队已于5月13日大破直鲁军于柘皋,斩获极丰。我于15日抵合肥时,敌我正相持于合肥东北梁园一带。是日夜间,敌人新得蚌埠方面开来援军,由马济亲自指挥,夜袭我军。来势如疾风暴雨,猛不可当。我军驻梁园部队以为敌军新败,无力反攻,全军解甲而卧,初未防备。骤遭袭击,将士均于睡梦中惊醒。所幸我军征战有年,临阵沉着,未被冲乱。将士就地据守,十分稳定。敌军在主帅马济亲自指挥之下,拼全力冲杀,已冲入梁园镇上,与我军巷战彻夜未停。黎明之后,我方看透敌军虚实所在,乃展开两翼,向敌阵包抄过去。敌军猛扑一夜无功,至是士气已沮,我军一旦反击,敌人遂全线溃乱,一经跟踪追击,遂溃不成军。马济复调集白俄骑兵千余人,向我左侧翼反扑。此批俄兵在北战场中声威素著,因俄兵人高马大,当之者每为其气势所慑,而望风披靡。此次俄军指挥官仍施展故技,列队向我冲来。我军将士均不发枪,候其行近,则枪炮并施,全军迎头逆袭。俄军遂掉转马头,夺路而逃,与北军数万人张皇逃窜,互相践踏,伏尸遍野。主帅马济也落荒而走,在肥北高粱田中,为当地红枪会用梭镖所伤,不治而死。

据说,马氏此次在梁园督战,是抱定孤注一掷的决心而来的。他在蚌埠曾向张宗昌建议说,这次犯皖的革命军的主力系广西部队。广西部队概长于运动战,唯求速战速决,利于进攻,疏于防守,一旦战罢,则解甲高卧,防备极疏。马说:“我知道他们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三斧头砍过之后气就松了。这次我们决定于夜间进袭,攻其无备,包管可以一举而聚歼之。”

张宗昌很看重马济,因为马氏是多年宿将,又是广西人,我军上下多半曾任其部属。马氏既如此建议,张宗昌遂挑选直鲁军精锐,交马氏亲自指挥,南下增援。渠探得我军在梁园宿营,遂乘夜拼全力猛扑。谁知我军的沉着,大出其意料之外。马氏未能撼动我军丝毫,反而自食其果,一败涂地。

梁园大捷后,我军尾追不舍,5月20日遂克明光、临淮关和凤阳。22日克津浦线上的重镇蚌埠。斯时我军第一、二两路也在何、白二人指挥之下,与我呼应,齐头向陇海线推进。

在全军北进时,我本人则在合肥小住,以整饬第三路直辖的新编各军。先是,我军驻扎芜湖时,因广西后方汇款未到,饷粮不继。我曾召集芜湖商界,筹借军饷十余万元。驻军筹饷,为我国近代的通例,驻地绅商也认为是一项正规的负担,不以为异。如数目不大,绅商都乐为之助,初无怨言。到我军渡江北上时,适后方军汇到达。我遂召集原来绅商辞行,并将前借的款如数奉还,未少毫厘。这种举动,在当时商民眼中简直是奇事。因自清末以来,驻军借饷,如数归还的,这还是头一次。

可是合肥的情形便不同了。因原驻此地的第三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十军等,多系北军收编,加入革命为时甚暂,战斗力既差,扰民尤甚。士兵占住民房,强买强卖,拉夫借饷等事,时有所闻,绅民啧有烦言。我抵合肥时,全城绅商代表道左相迎。尤以绅士季雨农曾助马祥斌守城月余,不辞劳瘁,深堪嘉许。他们对我都很爱戴,我对他们也很尊重,彼此相处无间,他们遂得尽所欲言。因此,我对驻军扰民情形洞悉无遗。遂于合肥召集军事会议,面告柏文蔚、王天培、王普等军长,务必严申军纪。

柏军长是皖省耆宿,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向我诉苦说,他的第三十三军全是北军和地方军临时收编的,军纪极坏。我告诉他说,你必须痛加整顿,否则我便将一切不法的军队缴械、遣散。柏氏唯唯。王天培、王普、叶开鑫、马祥斌都表示绝对服从总指挥的命令。会后,我便通令全军,并张贴布告,整饬军纪,有违令扰民者,军法从事。三令五申之后,果然全军肃然,一反故态,卒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足见天下无不可治的军,只是事在人为,以及主帅是否能以身作则而已。

合肥小住之后,我即随军北进。6月2日徐州克复,遂移总指挥部于徐州。此时我友军第一、二两路也北进到陇海路会师。高级将领于6月上旬云集徐州,作进一步北伐的商讨。

当我军进抵陇海路时,武汉方面北伐军也同时抵达该线。先是,武汉军在唐生智、张发奎二人指挥之下,曾与奉军激战于京汉路。斯时,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也已出潼关,攻占洛阳,威胁敌军的侧背。奉军不敢恋战,于6月1日自郑州北撤。武汉军遂占领陇海路中段,进驻郑州、开封,与徐州我军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