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之敌既为我全部消灭,江南遂无敌踪。9月1日我军更渡江追击。此时孙军残部已如惊弓之鸟,闻风溃退。江北浦口、扬州等要隘,一时俱克。我军复向苏北猛追,残敌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唯此时西线忽告紧张,唐生智的“东征军”分江左、江右两路东下。江左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已于9月1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委派各厅长。江右军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的前锋且已抵达当涂,距南京仅六十里。9月6日刘兴本人也进驻芜湖,简直有一举而下南京之势。

唐生智本与孙传芳约定东西夹击我军,然后平分东南。唯唐氏暗怀鬼胎,拟俟我军败后,收编我残部,再消灭孙军。孰知孙传芳也是一代枭雄,深知唐氏意图,故仅借唐氏东下之势,牵制我军,不待唐军到达,便先期发动攻势。冀师“先入关者为王”的故事,独吞东南。我军如被消灭,则区区唐生智实不足道了。

孙、唐两氏既同床异梦,遂为我军各个击破。孙军败后,军委会乃严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唯唐氏于9月11日曾亲赴芜湖视察,仍拟伺机而动。然此时我军新克强敌,士气正旺。六朝金粉,虽使唐胡子垂涎不止,然终不敢妄动。我们闻报,曾由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联衔,电请渠来南京一晤,唐氏也不愿东来。时我海军“决川”、“浚蜀”两舰,适在芜湖江面停泊,遂为唐氏胁迫强掳而去。

南京国府的威胁既除,宁沪路也完全修复,党中重要领袖乃仆仆于宁、沪、汉之间,谋求宁汉复合、继续北伐的大计。我们在南京,更急电汪兆铭和汉方诸领袖,克日来宁,主持大政。

当时我们在南京负责的军事首领,以及党中央无数忠实同志,都有一种相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宁汉分立的症结所在便是共产党问题,今宁方既已“清党”,汉方也已“分共”,则宁、汉便应重归于好,合而为一。南京方面成立政府原是从权,今宁汉合一,则应当仍以武汉的中央为正统。

根据这种赤胆忠心的想法,所以我们欢迎武汉的国民政府汪主席早日东下,来南京办公;蒋总司令也应早日复职,继续领导北伐。我们的意见颇获当时党内忠贞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同情。李济深自广州且专为此事发出通电,力劝蒋、汪化除前嫌,继续合作,领导中央。

我们这种想法,后来才逐渐发现太天真和幼稚了。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

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各自均深知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

汪兆铭仪表堂堂,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为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力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于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熏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著。唯当时我辈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蒋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今日回思,实不胜其叹息耳。

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的,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在这种世局人事不调和的情况下,我们一心一意想把党务国政纳入正轨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据,而有无能为力之感。偶有主张,均必然被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甚至昔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泽,如第四、七两军,后来在广东亦竟至自相残杀,伤亡逾万,言之实深痛心。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9月5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南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词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径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闿、孙科等且坚决邀我一同于9月9日乘宁沪车去上海。一时冠盖云集,中央执监委,乃至西山会议派诸领袖齐集上海。9月10日乃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唯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天,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9月15日,互选结果,所有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9月16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于右任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蒋中正、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均当选。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过渡时期最适当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开。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成员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萧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1912、1913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借共产国际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唯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宁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闻。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宁、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9月20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南京就职。而汪兆铭于9月21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娼妓和投机者、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地域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地域。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20世纪30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娼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其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1922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彩。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彩,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喝彩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便劈劈啪啪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恨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分”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天”之感。1927年夏初清党之时,蒋便利用他们以前的关系,由青、红帮流氓头代为组织工人,对付租界内的共产党。事实上,那时清党的主力还是军队,得力于流氓的究竟不多。不过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我初到上海时,杜月笙、黄金荣竟然也来拜候。我一概回绝,未许入见。龙潭战后,我又因公去沪,杜、黄二人曾两度联衔请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说明理由。我自思身为国府委员及革命军高级指挥官,忝统数十万将士,国家名器所关,何可与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会中的流氓为伍!

一日,我因事去见当时的国府主席胡汉民。见胡氏办公桌上有杜、黄联衔的请柬一张,我不免诧异地问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黄金荣居然也来请你吃饭吗?”

胡氏说:“敷衍敷衍他们。”

我说:“你真去吗?”

“我会去的。”胡沉默了半晌,又说:“上海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好得罪他们。”

胡氏这句话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问:“胡先生,难道你竟要我们的革命政府向黑社会的恶势力低头吗?”

胡说:“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清党运动,多少也有点功劳!”

我对胡氏的态度真感觉失望之至。胡公此时身为国府主席,竟不顾国家元首之尊而迁就事实,可叹孰甚。

胡汉民见我态度迟疑,便劝我道:“他们最近几次请客,你都没有到。我看你也太认真了。在上海这种环境里,我们应该敷衍敷衍他们,免得让他们给别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释真使我不寒而栗!我们革命政府的作风,竟军阀之不如!

其后,杜、黄又联名请客,胡氏在赴宴时,特地叫人打电话给我,说:“胡先生已去了,请你务必就去。”我不得已,也只好乘车前去。我车到之时,中门大开,杜、黄二人均在门外迎接,执礼甚恭。他们大概认为我居然肯来,是件很难得的事。我走进餐厅,见瘦削的胡汉民,戴着眼镜,坐在上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而请客的主人却是一群大流氓,我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我和杜月笙、黄金荣第一次见面。杜氏瘦长,黄氏矮胖。表面看来,二人均是守本分的人,不像个流氓头。据说他们在自己的流氓社会里,很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是所谓“盗亦有道”。嗣后他们曾特地来拜看我两次。他们知识甚低,说不出什么来,一口上海土话,我也不大听得懂。二人稍坐即辞去,我们遂未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