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及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唯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借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密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唯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1929年10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10月4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到南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密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11月29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1927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遗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借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广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借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斥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台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你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12月11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推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月9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彷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涂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唯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做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12月1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贺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使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3日下午7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支持蒋与汪合作,先后离南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1928年2月1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1928年8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2月7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之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唯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1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时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讨伐。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白崇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1月15日发动,17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1月21日我军发起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双方在汨罗江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已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和我当即研究战况。他们一致主张檄调白氏所部回援,巩固武汉,但是我的判断与他们三人却大异其趣,我主张一面令程总指挥收容第四路军,逐步抵抗,迟滞敌军北进;一面令白崇禧不顾一切,努力击破当面之敌,迅速向长沙推进。长沙如克,武长路上的敌军自然不战而溃,此即古人“围魏救赵”的战略。李烈钧等颇为踌躇,渠意若我军攻长沙失利,武长路上的敌军势必乘虚直取武汉,则魏赵俱失,前途不堪设想了。我说,敌军统帅唐生智早已宣告下野,所属屡败之余,军心涣散,如按我的计划执行,白崇禧必克长沙,湘局指日可定,不出旬日当有捷报。李、何、谭三位将信将疑,蒋总司令当时因事赴上海,不及请示。最后,大家同意我的计划,令白前敌总指挥不顾一切,急攻长沙。白氏在前线奉到电令后,乃挥军出击,连战皆捷。我军伤亡虽重,然第七、第十九两军卒于1月27日攻入长沙。长沙既破,武长路上敌四十四军遂不敢恋战,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窜。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匆率残部,逃往湘南宝庆一带,我军衔尾追击,占领衡州。未几,全部敌军便接受改编。湘省战事不到半月,遂圆满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调到湖北整训。叛变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已潜逃,由副军长邹鹏振率领归编,调至武昌,旋即解散。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溃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时,李烈钧跷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2月28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1927年11月14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亟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因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做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认为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骁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已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第七军军长一职,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唯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第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在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之常情。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1929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解消灭,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钟、李二人俱随我甚久。1921年我军避入六万大山时,钟任营长,李任连长。嗣后统一广西及北伐,两人亦无役不与。平时因我军军纪严肃,所至秋毫无犯,各级将士均事劳俸薄,而每临剧战,又均亲冒矢石,首当其冲。所幸上下一心,甘苦与共,尚无怨言。钟君为人四平八稳,临阵勇敢,治事也从无陨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强留,因军中服役的辛劳,转不若优游泉林的自若。钟君返籍后,曾自营一农场,度其真正解甲归田的生活。1949年共军入桂时,闻钟君曾组织游击队与之对抗。其后果如何,无从获悉。多年相从,今日缅念贤劳,犹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钧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乡。斯时宜昌有一禁烟督察局,平均每月税收逾百万元。陶军长即擅自委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前往接收。嗣后我查悉此事,深不以为然。盖我军自桂北伐,向不与闻地方政事,转战数千里,未尝委派或推荐地方官吏,深为党内外人士所称许。今陶军长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税收官吏,不特有违体制,而军人干政之风尤不可长。我遂拟请财政部另行委员接掌该税局。陶钧闻风大惧,央请白崇禧向我说项。最初我坚持不可,嗣后白崇禧一再代为恳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马虎将事,其后颇有恶果。因该项特税收入甚丰,而无规定比额,任由局长自行填报,解款多少,无法稽查,故大部分收入,除以一部分为十八、十九两军公积金,并贴补两军将士服装及饷额外,其余概入陶钧私囊。斯时各军饷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军的官兵生活,反优于他军,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虽精干,然缺乏冷静的考察,因此其丰富的感情遂易为不肖者所利用。

底定武汉时,我既以身作则,说服胡宗铎不兼湖北省省主席,因此其人选颇费周章。我们既不愿乱荐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贤能之中,择人而荐。几费思量,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届中委张知本君。张君虽因接近“西山派”,不为党中有成见的领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学界中人,久享清誉,甚为当时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当我提出张氏时,鄂籍人士及军人如胡宗铎、陶钧等,均甚折服。众望所归,我遂向国府保荐张君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人咸知我是张主席的保荐人,但鲜有知道我与张氏固素昧平生。

张氏奉派主鄂之后,我们更助其遴选省府各厅人选。民政厅厅长严重、建设厅厅长石瑛、财政厅厅长张难先等俱负一时之名。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严、张两厅长并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积弊一扫而空,为全国所称誉。

1928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湖南唐生智残部改编后,我们也将湘省政府改组,并荐程潜兼任主席。事前,我曾派员征询程氏对湖南省政府改组的意见,并请其推荐一位有才气、孚众望的人出任主席。他力陈湖南情形复杂,不比湖北的简单,非有权力者任主席不可。我明白他已决心当仁不让。为避免有伤感情,发生误会起见,我乃保荐程潜兼任湖南省省主席。由湘、鄂两省政府改组的人选看,可知我当时对人处事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殊不知仍因此招忌,而惹出后来战祸,实非始料所及。因此后不久,我便奉命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事详下章)。孰知在武汉政治分会治理之下,两湖省政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程潜。

程氏无论在军中党中,均属老资格,自出任湖南主席之后,更倚老卖老,目无余子,根本忘记武汉政治分会还是他的上级机关。按当时的制度,省政府只征收地方税,至于烟、酒、盐等国家税收,应由政治分会财政处直接征收。然程氏主湘后,竟将所有税收完全归省库,致使政治分会虚拥其名。湘省军队有限,税款支用不尽,而武汉政治分会所辖部队甚多,开支浩繁,各军索饷,均无法发放。我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他一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汉政治分会中诸委员乃一致主张对程潜采取行动。有时我将程氏蛮横态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吴忠信等,竟怂恿我将程潜撤职。

在各种因素累积之下,程潜与武汉政治分会的关系,逐渐发展至非决裂不可的程度。武汉政治分会为此事数度开会密议,大家一致主张将程潜扣留撤职,并敦促我从速执行。一次,在程氏来汉开会时,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氏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改派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所部在湘驻防的第六军,闻主帅在汉被拘,乃自动向江西撤退。鲁涤平在中央明令发表后,率其第二军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复自由,武汉政治分会乃拨巨额川资,送其东下,寓居上海。

此次拘押程潜,虽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后我对武汉政治分会此一孟浪行为深觉过分。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