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账,结果并无账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后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危局,我曾数度就商于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1月5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失守,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1949年2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蒋先生每次下野,总归要杀人泄愤。此次陈仪被蒋经国告一状,适逢其时,所以便倒霉了。这件事的内幕是这样的:

1948年8月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吸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沪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枪毙民命、查封商铺,日有所闻。不肖之徒,乘机勒索,尤不胜枚举。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啧有烦言。蒋先生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饬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不久,蒋先生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先生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孰知这副团长是个潜伏的共产党,后来共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转到共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来又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状。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是有一定预算的,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据说,陈仪曾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了,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经国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焉肯干休?乃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乃父告御状,难免画蛇添足,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先生闻言,不假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个电话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搭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遗缺由汤氏暂派周碞代理。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闲散军官先被枪毙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曾刊载于沪上各大报。

这一类事,在蒋先生个人经历上本是罄竹难书。不过现在他已下野,国事至此,他的恶习气竟变本加厉。在南京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提到蒋先生这种作风,无不痛心疾首。但是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而对蒋先生仍不敢有丝毫违抗。我有时难免因何应钦的矛盾言行而诧异。何才据实告诉我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令人不寒而栗。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脓包的汤恩伯。

1、2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着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所谓“老总”就是指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他胡来。

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蒋先生如继续在幕后牵制下去,就必然要同归于尽。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因于4月10日作一亲笔信请阎锡山、居正两人带往溪口与蒋先生面商。我在信内指出,如果蒋先生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救这种混乱局面,我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阎、居返京后,所谈不得要领,仅由张群传话说,蒋先生拟往杭州,约我赴杭面谈。

但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我何能分身,遂作罢论。

以后长江防务,自然由汤恩伯按蒋先生之意,作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汤氏把他的三十万精锐(第四、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二、七十五等军)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于“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3、4月间,我得到情报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预备于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我特为此事与参谋总长顾祝同计议。顾认为流言不可轻信。因戴为黄埔学生,为蒋先生所倚重,故畀以江阴要塞司令的要职,而且顾祝同自言与戴为亲戚,信其无他。

我说:“墨三兄,这年头父子尚且不能相顾,亲戚能靠得住吗?为谨慎从事,我看还是把他暂时调开。”

顾说:“这事我不能做主,需要请示总裁才行!”

我知道请示蒋先生是多余的,遂未多言。

孰知4月21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江南,顿时便赤焰熏天,无法挽回了。

戴戎光可能不纯然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产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上游共军则自芜湖以西大通、青阳一带强渡。因为此地守军都是刘汝明所部,战斗力十分薄弱,一见共军登陆,或降或逃,中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南自江阴,北至芜湖,以钳形攻势向南京进迫。

4月21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掎角,以固守湘、赣,防止共军攻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后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计划,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于4月22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4月22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