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生列国并立之世,而欲以区区之齐称霸于天下,则外交其不可不谨也。管子之外交,首在审天下之大势,观己国所处之位置何如,然后应之以施政策焉。其言曰:

《霸言篇》: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轻重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至,后举者亡。

此管子泛论形势之言也。而当春秋之时代,则众强并立,势钧力敌,管子以为是当称霸道之时,故曰:

枢言篇》: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青,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管子既持此宗旨,故桓公初政,屡议征伐,而管子皆力沮之,凡不欲以其国先天下也。既知己矣,又当知彼。其知彼之术奈何?

《小匡篇》:使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方处卫,匮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使出周游四方,以收求号召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四方,篙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

凡此皆所以审敌情而谋对之之策也。然管子之制天下也,以商战而不以兵战,故观各国上下所贵好,为其最要之手段。其对外经济政策之所以能施者,皆以此也。

此言其外交之大略。至其征伐会盟之事,当于末章别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