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大定十九年(1179)中进士,当官以能干而著称。明昌五年(1194)九月,章宗诏令宰执大臣,举奏朝内外可以担任刺史的官员,皇帝亲自根据有缺额的地方点名任用,选取由两位大臣共同推荐的官员升任刺史。因此,高汝砺从同知绛阳军节度事提拔当了石州刺史。承安元年(1196)七月,入朝任左司郎中。有一天,他在紫宸殿奏事,当时侍臣们都回避了,皇帝所用的凉扇忽然掉到桌子下面,高汝砺因为这不是自己的职责不敢拾起来送给皇帝。奏事结束之后,皇帝对宰辅大臣们说:“高汝砺不送扇子,可说是懂规矩的。”

不久,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由于当时在征收赋税和军需物品时,郡县有关官员用人不合适,也有些胥吏走卒们故意把事情催得急迫些,以便收取贿赂,民众深受其害。高汝砺便建议说“:从今以后如果在收取军需所用的调赋时,由士兵征收的,犯了法就请暂时依照‘推排受财法’治罪,这样才能让那些小人们有所畏惧。”二年六月,规定:因征发军需品而接受贿赂的,钱财在一贯以下的判徒刑二年,一贯以上的徒刑三年,满十贯的处死。这是听从了高汝砺的意见。

有时遇到奏事,让朝臣们也回避。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设置谏臣,作为近侍之臣,是要让他们能够详知时政以参与研究有关得失问题,不是仅仅让他们排队站班而已。所以唐代规定,凡中书、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时,必定让谏官跟随,让他先知所奏之事,希望他能提出具有开启之功的建议。如今省台以下官员,遇到朝奏事情全部回避,和各侍卫之臣同进同退。在朝廷中议论事情时一开始就不知道,当开始实行以后,又搞不清其始末,想要因事以进谏,也就很难办到了。这样来看,谏臣应当是怎么样的人呢?如果认为选用的不合格,那就另行选择。怎么能够交给他进谏的责任却又这样疏远他?请从今以后,有关官员奏事时,谏官也能一开始就知道,也许能够多少有所裨益。包括修起居注的官员,负责记录言行的,也都应当同等对待。”皇帝听从了。

他又上言说“:年前在十月间曾经实行推排的办法,不久因为过期而停止,但也可知陛下爱民的深情了。我所知道的周朝制度,每年弄清楚民众的人数多少,分辨财物数额多少,由小司徒将这个数目记载下来,以便施行政令教化,实行征税法令,三年便在全国普查一次人口,作为成法。我朝自从大定四年普查以来,至今已三十多年,中间虽然两次推排,但其浮财物力,只是凭着小民一时的说法作为增减的标准,有关方面只想赶快确定上报,并不追查是否真实。因此那些豪强有势力的人因为欺瞒而得以幸免,贫困弱小没有靠山的便受到委屈压抑而无处申诉。况且近年以来,边境有事而屡次征收,贫困户更多。如果只依旧例实行推排,沿用去年旧方法实行,这种方法人所共知,只怕那些新富户预先买通那些狡猾的奸人,指望到时候一起推诿。或者装出贫困的样子,故意将产业低价典押给别人,或者将财物转移到别处,暂时停止经营等。这样弊端百出,指望平均物力,也就困难了。如果想要革除弊病,不如实行通查,预先让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四年实行的规定条例,严设赏罚标准,规定好截止日期,严查违令者。中间有的问题可以考虑其轻重而斟酌实行,去掉琐碎的采用简单易行的,严戒扰民力求安定,让富有的不能苟求逃避,困难者可望稍得喘息之机,这样,赋税就容易收齐,民众也就免去负担不平均的祸患了。”皇帝诏令尚书省,等边境战事平静以后实行。

当年十月,皇帝告诉尚书省,让派遣官员到各路普查民众财力,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和高汝砺在两警巡院先行推排,让派往各路的官员一起参看,作为依照实行的方法。不久,高汝砺被任命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任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1201)七月,改任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改任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任户部尚书。当时钞票不能流通运转,高汝砺根据情况上疏奏事,多方改进,民众使用起来感到很方便。事情写在《食货志》中。皇帝很是赞许,并对尚书省下令说:“内外百官所负责的各有不同,近时应诏言事的不止千数,但都没有谈到各自负责方面的要害问题,所陈说的过于空泛,没有详尽的。近日唯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奏本部几件事,均切中要害,并已实行。你们应晓谕内外百官,各自研究要害问题列举指明,如果可以举报而不立即上奏,而由上司举报的,量情给予处罚。”

贞..二年(1214)六月,宣宗迁都南京,到邯郸时,拜高汝砺为参知政事。走到汤阴时,皇帝听说汴京谷物价格大涨,担心随驾人员到达后会更贵,便问宰辅大臣们怎么处置。他们都说命令留守司加以管制。高汝砺却独自发表意见说:“物价的高低,早晚不同,但买粮人多卖出的人少就贵。目前各路人员都聚集到河南,买粮人多,怎么会不贵。如果加以禁止,存有货物的人家将都关闭起来不出售,而转运的商贩们也不再进城,这样买的人更急而就贵得更狠了。事情有难有易,不能不知,如今东西少而难得的是粮食,多而易得的是钞票,自当先解决难的,然后再考虑容易办的,多方开通劝诱,务必让粮食都拿出来换钱,那么粮价自然就会平稳下来。”皇帝听从了。

三年五月,朝廷计议将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只留下军队守卫郡县。高汝砺说:“这事如果实行,只是那些豪强之家便于办到,贫困户怎么能够迁徙?况且安于故土,不愿迁移,是人之常情。如今让他们都前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家园,扶老携幼,在道路上跋涉,流离失所,岂不是十分可怜?况且所路过的百姓们见到军户全部迁移了,必将产生惊疑情绪,认为国家分别看待,他们心里能不动摇吗?况且军人的家属既已迁离,却让他们去保护别人,以情理而论,必定不肯尽心的。民众再怎么愚蠢也是很有思想的,尽管告诉他们还是要保卫他们的,他们也必然不肯相信,这样只会交相混乱,各方都不得安宁,这件事所关系到的是极为重大的利害问题。请先让各道的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反复论议是否可行,如确无可疑之处,然后施行。”进言以后没有答复。

军户既已南迁,准备收括田地分给他们,还没有拿定意见,皇帝对尚书省说“:北军将到河南,因此而尽迁各路军户,共同加以保卫。如今既已到达,粮食自当分地给他们,但至今没有加以处理。可以派遣官员聚集各地老人询问他们,是准备增加赋税,还是分给他们田地,二者哪种比较方便实行?”他又将这事告知高汝砺。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员们来报告说“:农民们都说,近年来租赋越来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难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愿意分地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说“:迁移军户,是一时的举动。民众租用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数量相当。又有许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种的,他们的祖坟、村庄等都在官田里,这些人大多是贫民,一旦夺田,何以维持生活?况且小民容易动荡难以安定,因为一时避收田赋,所以说出这种话来。可是真让他们把土地给了人家,那么,前日还是主人今天就变成了客户,能不悔恨吗?悔恨便产生愤慨之心。像在山东调拨土地时,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权势人家所占有,贫瘠的土地才给贫困户耕种,这样无益于军户,有损于民众,导致他们相互憎恨,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息下来。前事为时不远,足以成为鉴戒。只能采用增加官田赋税,以供给军户粮食的一半,再将原属官田现已荒芜的田地、放马的草地按数分给他们,让军户自己耕种,这样,百姓就免去失业的艰辛,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对民众有害的事情。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宜种麦,如今雨水充足,又正当播种时节,只恐民众产生疑惑而误了计划,应当早做决断。”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不久转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土地必须拨给,让他们能够及时开垦耕耘。高汝砺又上奏说“: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马地,有许多被民众私自耕种了。如今正当种麦时节,他们知道准备拨给别人,就必定都抛弃不种,等军户分到时,又已错过播种时机,这样就成了荒废的土地了。不如等这一季收成之后再调拨,依照土地的收成征收适量的赋税,以补充军需储备,这样对公私两方均有利。请等到九月以后再拨调还官府。”十月,高汝砺又进言说:“如今河北的军户迁到河南的多达几百万人,每人一天给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万石,给予一半,其价值仍相当支出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计是二十四万顷,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万多石,请在正常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便配给他们,同时仍将原属官府所有的闲田和放马地可耕种的分给他们。”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分别到各郡县就地配给,每人分给三十亩,由高汝砺总管其事。后来,搜括土地的官员回京,都说:“土地的亩数很少,且都是贫瘠难以耕种的,估计可以耕种的已经都分给了他们,每人所得无几,又都是偏僻较远的地方,必须迁移到那里去,军户们都感到不方便。”高汝砺便将有关情况上奏皇帝,下诏让有关方面停止办理,只供给一半军粮,另一半折成钱配给。

四年正月,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他接连上表请求告退,朝廷都下优诏不答应。正值朝廷商议出兵河北,保护民众收麦,但民间却正在传言说官府准备把麦都收走。皇帝知道以后,问宰辅们说:“怎么办呢?”高琪等上奏说“:如果让枢密院派兵占领交通要道,镇压当地匪寇,仍然准许民众收割出逃者的民田,这样,军民两便,若有战事,士兵们也必定尽心尽力。”高汝砺说“:这绝不是好办法。因为河朔的民众所依赖的食粮只有这季麦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谣言,再派军队前去,势必更让他们产生疑惧之心。不如听从他们自便,让宣抚司出来查禁无赖之徒,不让这些人侵扰民众就够了。已出逃的民户田地让有关方面收割,以充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东至曹、单等地,见收麦时受干扰情况并不多,访问农民时,知道他们往往自行建起义军。臣下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护收的意图,均表示感激却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发兵。

高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如今大兵已退,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必须有精明能干、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助中兴大业。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才兼众长,身兼数职,请求召回朝廷。”皇帝不从。当时高琪准备听从进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朝廷也打算听从。高汝砺进言说“:臣下听说治理大国的人要像烹煎小鱼那样,这是有关为政的极好的比喻。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况,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如今进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种的民田,计数征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芜,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军需粮不增加,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百姓剧增,所有闲田以及逃亡户遗弃的土地,都被开垦耕种完了,他们各自承担了原户人家的租税,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所以虽然兵马越来越多,却并未有所缺误,怎么能够总是干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如果担心豪强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允许各人自首,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违犯的以盗用军需物资罪论处,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上告的人耕种,这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而赋税也就能够全部收缴入官,何必干这种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间杂种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民众将感到厌烦并逃避,这样耕种就会误失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交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时,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上下其手,假写文字,反而失真,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那么误缺粮食物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这是三不可。凡朝廷办事,务必要办到底,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岂是一种好的计谋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1217)十月,高汝砺又上疏说“:有人进言请求暂时和宋人议和求得边境安宁,这绝非好办法。宋人多狡诈不实,虽然彼此交和的文书经常往来,而边境的警戒却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难以撤除,那么议不议和也都是一样的。如果对方以虚辞敷衍,在正常礼仪之外别有所求,出言不逊,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使者,现在有何不可?’须切记时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样,难以同等而言。原来海陵王出师无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高忠建等报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动以修旧好。宋人随即派使者前来,书信中言辞傲慢,改变语气,不再奏表称臣,要求归还旧疆土,双方成为兄弟国家。虽然宋朝的枢密院和我国的元帅府时常通信访问,而入侵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后来,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了宋将吴瞞、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了李世辅,斩首五万级,兵威大振。世宗对宰辅大臣们说‘:以前宋人说派使者请求议和,乘我无备而进攻宿州,如今被我军打得大败,被杀过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问。我哀怜南北民众久困于兵燹,本意在于使民众安宁,何必计较细节问题,特令帅府写信给宋人以便议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来和谈。以当时堂堂之气势,又无边境的祸患,还免去宋人奉表称臣的礼仪。如今宋人抛弃信义违背盟约,侵我边境,是对方理曲。如果对方来请求和议,于理为顺,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议而自示软弱呢?只怕不仅无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高汝砺进言说:“我听说国家以民为基,民众以财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爱其基本。国家征收赋税,以河南为最重,所征收租税经常三倍于往前。如今省部计算岁收时通宝不够支出使用,便在民间收集了桑皮故纸钱币七千万贯来补空。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不畅,又要增收两倍钱。河南的人口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租税大多还未交足,而此令再发出,农民如果不卖应当交纳租税的粮食,就必须减少食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有易,时势有缓有急。如今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是由民力生产出来的,来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办的是钞票,它通行于国家,变化无穷。过去大钞用起来不方便就改成小钞,小钞产生弊端就改为宝券,宝券不通行了就改为通宝,随机应变都在于国家,又何必来干扰民众呢?农民尽力供奉军用物资已感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征通宝,如果难以交出,就会逃亡。民众逃亡就会荒废农事,军队的食粮从何而得?有关方面不考虑长久之计而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计较细枝末节,只恐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出现问题。我并非不在意于钞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缓些,实行物价稍有提高的办法民众所害较轻,如民众不安定,军储不充足为害就严重了。请陛下考虑外间的形势,详察臣下的意见,特命有关方面减免推行,这样民众之心就会喜悦,而不足的租税就有望收到。”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相互攻击不和,准备采取划分州县地区、别封名号加以处置。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因为河北各路统帅大多是本地的义军,一时暂当队长,也有过去曾经背叛过的,不像长期在朝为官的人,知晓礼仪,懂得名份。贪婪暴虐,不守法纪,本不足为怪。朝廷因为这时正是多事之秋,暂且笼络住他们加以任用,是要使遗留下来的民众能稍得安宁。他们相互攻打则实力越来越弱,势力弱小则朝廷容易制约。如今如果将土地分开交给他们,州县官员他们就能自己委任,民众的租税他们就能自行征收,这样地大的就会越加强大,地小的就会越来越弱。长久以后,弱的就会被强的兼并,而强的所占地盘朝廷就难以再收回,这样朝廷就越难约束。过去唐朝分开河朔的土地来给那些叛将,史官们认为这是保护和养育孽根使之萌长而成大祸,这事应当成为今日的大戒。不如命令行省对他们加以牵制笼络,多方制约使他们的野心不能得逞。将来边疆战争稍息,国力恢复,如此鼠辈又何足为患!”于是,原来议论被中止。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我每次见您侍立朝班时,总是担心您受不了这种辛苦,让您坐在殿下,而您总是不肯听从,这是什么原因?君臣相互知遇贵在诚实,谨小慎微的区区小事我向来是不计较的。”高汝砺便说君臣的名份区别十分严格,自己不敢听从命令。

兴定三年(1219),河南颇获丰收,民间多有存粮,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的要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了。如今屯守的军队越来越多,而修建新城的耗费也很大,何不趁此丰年多方经营办理,以防秋季时可能出现军用不足。请在河南各州府查验一下物价的高低,暂设规定,凡是朝廷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的散官以及受荫人,免于试用充任监官给予报酬,或者僧道的官师要求德号度牒、寺观院匾额等,都可以让他们来买。任县官的如果能够劝导人交粟米达到三千石的,将来优先予以晋升,五千石以上的晋升一级官阶,一万石以上的提升一等职务,并且立即补给现缺。以使人人知道努力和敬慕,多有收获。”皇帝听从了。

同提举榷货司的王三锡建议朝廷实行油类专卖,高琪因为正急需用钱,劝皇帝实行。高汝砺上奏说“:古时没有专卖法,从汉以来才设置盐、铁、酒榷,都将收入交公,以助经费开支。末流的甚至有算计到车、船、建构房屋等,其征税的方法也用尽了,但是还没有听说榷油的。这是因为油料是世人所共用的东西,利归于公家就会有害于民,所以古今都对此置之不论,也是厌恶过于苛刻而轻易不愿烦扰民众的缘故。国家自从征收军需物资以来,河南一路每年交纳的租税何止加倍,又有额外征收的各种钱财,横加的各类杂役,无非都从民众所出。而再提议征收油税,一年征收几十万两银。国家以民为本,当此之时还能再让民众受困吗?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就是把举世通用的货物变成国家专卖的货物,私人家里常用的物品成为禁物,自古以来不实行的办法当成好的方法,这实在是圣朝所不应采取的。如果真的实行,其害处有五条,请让我加以说明。河南各州县就必须设立油务九百多所,设官一千八百多人,这还不算那些小吏和工人们。这样费用不可计量,而且要新建房屋,夺人买卖,制作器具,公私两方均受烦扰,这是说不完的。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的方法,如果征收的赋税不足就必定要想法强行抑制或者配给,以此而产生弊端,小民百姓受苦就更加难以忍受,这是害处之一。油价的贵贱各地不同,只有依靠商人转运贩卖互换有无的物品,所以其价格能时常保持比较平稳,人们都容易得到它。如今既然设立官务,各管一地,相互侵犯就有罪,这就会使价贵的地方经常很贵,而价贱的地方又总是很贱,这是第二条害处。民众家庭日常使用时不能亲自去灌,而转卖的人就要增收利息,这样价钱不能不贵,而使用起来也就不能不难,这是害处之三。盐、铁、酒、醋,公家和私人所制作的不相同,容易区分,只有油却不同,难以辨认。而今私造者有罪,捕告者有赏,那些无赖之流因而可以诬陷和给良民构罪,这是害处之四。油户所建的房屋、器具,原来已用钱很多,有关方面按照行业推定物力,摊派了赋税。如今夺其器具,废其产业,而要征收的赋税如前,他们怎么生存下去,这是害处之五。只有停止才是好办法。”皇帝表示赞同,但又觉得难以违背高琪的心意,便下诏聚集百官到尚书省商议。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意见都和高琪相同,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蠧、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都认为不行。皇帝说“:古代所不实行的今天却加以实行,这是多生一事,停止了吧!”

十月,赏赐给高汝砺一只金鼎、多彩的锦帛三端。四年三月,拜为平章政事,不久又任命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为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请求退休,不得许可。九月,皇帝对高汝砺说:“昨天上朝听政,直至午时才罢朝。您年老了,不能长久站立,等奏事结束,使用印玺的时候,你就可以先退出坐下,只恐积劳成疾,反而妨碍了参议朝政。”当月,他又请求退休。皇帝说:“丞相您已经尽礼了,然而今日朝臣之中,谁能比得上您,又何必一定要求离去呢?暂且留下来再辅佐我吧!”十月,越级晋升为荣禄大夫,皇帝仍对他说:“丞相几次请求离任,我因社稷责任重大,所以坚持再让你留任。丞相老了,而官阶还不到二品,所以特地晋升了两阶。”十二月,皇帝又对他说:“以前因为你年老,听政时久立辛苦,让你在使用印玺时退下坐在廊下,而你却不听我的话,仍站立直到罢朝,莫非有关方面没有给您设下坐榻吗?您要尽量听从我的意见。”元光元年(1222)四月,高汝砺跪着奏事,皇帝让他站起来,并说“:您是大臣,所进言的都是事关国家的大计。我要求您的只是尽忠国事,何必在小事上这样谨慎,从今以后不要这样。”

七月,皇帝对宰辅们说:“以前有人说世宗过于俭朴,有的说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广于积蓄。章宗时支出很多,却没有觉得匮乏,也是因为先朝有积蓄遗留下来!”高汝砺便进言说“:俭用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说到这事,就是天下的福份了。”九月,皇帝又对宰辅们说:“有功劳的人虽然有小的过失也应当宽免他,没有功绩的人怎么能够宽恕呢?但是有功劳的人容易受到人们的诽谤。凡是有功劳的人别人向我说起他的过失的,我必定要深加究察,看是否符合事实,即使是亲近的侍臣们所说的也不敢轻信,但是也未曾因个人的爱憎而徇私情的。”高汝砺说:“公正就会明察,偏听就会暗昧。平常人大多容易根据个人爱憎而徇情,不合公论。陛下圣明之君,所以才能这样。”

二年正月,他又请求退休。皇帝当面对他说:“今日如果听从您的话,善始善终之道也就尽情了,于你心安,在我也是一件好事。但时局正多事,而我又无德,正要依赖旧人来辅佐,所以未能满足您高洁的志向啊!”高汝砺坚决请求,宣宗始终不肯答应,并对他说:“我每当听人说别人的好坏时,必定深究真实情形。”高汝砺回答说“:过去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了阿大夫和身边那些毁坏人家名誉的人,于是群臣都恐惧不安,不敢再说假话,齐国大治。陛下能够谈到这事,大治安定的局势可以预期实现了。”二月,皇帝因高汝砺年纪大,免去朝拜之礼,站立久了就让他到殿下休息,仍令有关方面设立坐榻。三月,高汝砺又请求退休,皇帝仍优诏劝谕不许可。皇帝对群臣们说:“人有才干能够做事,但心术不正的,毕竟不足为贵。”高汝砺回答说:“他心术不正而又有才干,正像所说的老虎而添翼,这种人就是古代圣人贤君也难以深知了。”皇帝赞同他的看法。过了些时候,皇帝又对宰辅们说:“凡是为人处事心地善良而办事忠实的,这是最为难得的。如果巧于言语心怀奸诈,又有何用?然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往往被人认为是平庸的。”高汝砺回答说“:人才难以十全十美,还是根据他的专长加以任用吧!”皇帝表示赞同。五月,皇帝问宰辅大臣们有关修建好京城城楼上的高台事。高汝砺上奏说:“所使用的都是大木,而现在比较难找,正让他们想办法。”皇帝说“:我宫中别殿里如有合用的立即搬去使用。”高汝砺回答说不应拆毁。皇帝说“:除了居住的地方外,拆毁点又有什么害处?不然岂不是更有劳民众从远方送来吗?”

金哀宗刚即位,谏官们便进谏说高汝砺欺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天下人所共恨,应当罢免他以督责百官。哀宗说“:以前汉惠帝曾说,我比不上高帝,应当遵守先帝的法则。汝砺是先帝立为丞相的,又怎么可以罢黜呢?”又有人写了匿名信说“:高某如不退休就要杀死他。”高汝砺因此而又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不许可。正大元年(1224)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让他在宣宗庙里配祭。

高汝砺为人谨慎,严守机密,廉洁,能够使国君了解和信任他。但是他固守旧法,看着国君脸色办事,回避要害的事情,所以他任宰相十多年,没有受到过责备。他贪恋官职地位不肯离开,当时的士人在议论时颇以此来讥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