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以后,我进步倒也不慢,每天认识方块字,约近二十个字,不到两个月,已认识了一千字了。这些方块字,坊间是依着一部“千字文”而刊印的,倘再要认识生字,那就有一种在千字以外的方块字了。这些认方块字教法,只认识它的字形、读音,而不加解释它的意义,这是中国旧式的幼稚教育。

  认识了一千字后,陈先生便给我读了一本“三字经”,因为三个字一句,小孩子易于上口。“三字经”读完后,先生便给我读一本“诗品”,这诗品是司空图著的,也是四个字一句,如“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坐,时闻鸟声”之类,比之“千字文”,似乎更易上口。读完“诗品”后,先生说:可以诵读长短句了,便教我读一本“孝经”。

  照平常的启蒙书,那些私塾里,总是先读三、百、千。所谓三百千者,乃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三部书。但我却读了一本“诗品”。一本“孝经”。三字经不必说了,“百家姓”与“千字文”,在实用上也很有效力的。以识字而言,也要识得人家姓什么呀,读了“百家姓”,那就便当得多了。“千字文”里,一千个字,没有相同的,于是人家便以此排列号数了,譬如“天字第一号”和“地字第二号”以次排列下去。不但如此,这与读书人也很有关系,在小考、大考、乡试、会试,也都以“千字文”排号的。假如在乡拭场里,你的号舍是标明一个“来”字,你如果读过“千字文”的便知道有“寒来暑往”的这一句,你的号舍,就在“寒”字与“暑”字之间了。

  读完“孝经”就读四书了。照例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次读“中庸”,然后读“论语”与“孟子”。但是陈先生却不然,教我先读“论语”,并不教我先读大学、中庸。可惜的是论语还没有读完,就离开了这位可爱的启蒙教师陈先生了。

  陈先生的爱我,筒直同于慈母。我身体小,爬不上椅子时,他便抱了我上去。每次到学堂去,母亲总吩咐我小便一次,然后进去。放饭出来进去,也是如此。偶尔忘记了,在学塾里内急了,面孔涨得通红,先生却已知道了,问我:“可是要小便了?”便引我到庭院壁角里去小便。这位先生,真像一位褓母。

  但这位赖世兄赖少爷,却常常侮弄我。把湿纸团装在笔套管里,做了纸弹射我。又用水盂里的水,洒在我身上。因为先生是个近视眼,他避了先生之眼,就如此作弄我。我生性懦弱,怯不敢响。有一天,我临睡的时候,母亲给我脱衣服,却见我后颈里一个个的纸团,向我问起,我说:“这是赖世兄把湿纸团塞在我头颈里的。”现在那些湿纸团已经乾了。母亲说:“那些湿纸团塞在头颈里不难过吗?回来又不告诉人。”母亲告诉了祖母,祖母恨极了,后来和赖大少爷的母亲三大太说了,三太太把她的儿子骂了一顿,责令他到我家向祖母陪罪。

  约在二十五年以后,有一位赖丰熙,做了我们吴县知县。我有一位盟弟李叔良(名志仁),在县考时,赖知县取了他为“案首”(即第一名),非常赏识他,要把他的女儿配给叔良(后来没有成功)。据叔良所谈,我疑心这位我们的“父母官”,就是塞纸团在我后颈里的赖大少爷。他是福建汉军,又说住过刘家浜,更无疑虑。后来他就调任了,叔良进学以后,留学日本,也和他疏远了,不曾问他。

  我的离开我的陈先生,为了我们是迁居了。我家那时从刘家浜迁居到桃花坞。为什么要迁居,我不知道,大概是家庭经济紧缩之意。自从这一次离开了陈先生以后,从此就不曾见面。我不知道陈先生的学问如何,但是启蒙的时候,陈先生教我读一本“诗品”,又教我读一本“孝经”,是企望我将来成一诗人,又企望我为一笃行之士,我虽不成器,陈先生可知是有学行的人了。

  后来知道陈先生做了外交官,颇为奇事,不知道那一位驻美钦使(当时无公使之称,官书称钦使俗称钦差)到了新大陆去,陈先生当了随员。难道陈先生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吗?一定是不懂得的,他教我识字读书的时候,年已三十多岁了,那里懂得什么外国文?不过当时的出使外国大臣,也不必要识外国文,即如苏州的这位洪状元洪钧,也出使外国,他何尝懂得外国文,其余的随员,更不必说了。

  据说:陈先生到了美国,在使馆里终日闭门家居,不大出来。有人说:他到了美国,好似没有到美国,仍旧在自己家里。又听说他回国以后,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痛骂美国,从政治到社会。中国有许多谙洋务、讲新法的人,都以陈先生的出洋为笑谈,说他不通世务。我虽不曾读到陈先生痛骂美国的文章,但不是我回护师门,必有精刻之抢,至少比了那些“月亮也是外国好”的人,多少有些见识。

  在辛亥那一年,陈先生放了新加坡领事。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毕倚虹(名振达,号几庵)做了他的随员。刚到上海就武昌起义了。陈先生不能到任,回到苏州去了,而倚虹也到中国公学去读书。我起初不知道先生的行踪,经毕倚虹谈起才知道,我那时已住在上海,几次想回苏州去拜谒陈先生,都蹉跎了,先生乃不久即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