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记得是九岁(光绪十年)。时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记不清了。父亲到了上海半个月后。忽然上海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除了地址之外,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韵病危,请速来。”下面署了一个“鹿”字。那时候,中国设立了电报局,还没有许多时期,因为苏州是江苏省城,也就有电报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间是不大打电报的,这时我们家里的惊惶,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谁打的电报呢?原来父亲有一位好友,姓贝,字鹿岩,这位贝鹿岩先生,还是我的寄父呢。苏州风俗,孩子往往寄名给人家,或是要好的亲眷朋友那里,这个风气,不独是苏州,可称全国都流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我就在周岁时候,寄名给他们的。父亲到了上海,就住在他们家里,电报末尾,注上了这个“鹿”字,我们就知道是他打来的电报了。

  我们接到了电报,十分惶急。电报上叫我们去,我们是否立刻动身?以祖母的敏感,就这电报上看来,说不定父亲已经故世了。在紧张中,立时召集了一侗亲戚会议,商量办法。当时舅祖吴清卿公(每次亲戚会议中,他总是当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长)主张由他那里,派一位账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亲和我姊弟两个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亲不答应,哭了。我和姊姊见母亲哭了,我们也放声大哭。还是巽甫姑丈说:“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两个人与少两个人,没有什么大关系。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过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亲切妥当的人才好。”于是推了顾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应了。

  那时从苏州到上海,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小火轮,更没有长途汽车,只有民船,雇一民船,自苏州到上海,要经过三天两夜。全部不用机力,只用人力移动的,顺风张帆,逆风背牵。我们那时雇了一条船,叫做“无锡快”,在这船里坐卧,倒也舒适。亲戚们还送了许多“路菜”,如酱鸭,熏鱼、火腿,皮蛋之类,饭是船上烧的,可怜祖母、母亲,心中挂念着父亲,那里还吃得下饭?

  这条民船,白天开行,夜里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们船家是晓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条,往往要和别家的船停泊在一处,船家们也常有互相认识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乡隣”,互相交际,成为朋友。我们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仪,第二夜停泊在黄渡,两处都有“船乡隣”。船家行船规例,在太阳落山之时,就要停船,明晨天刚一亮,便即开船启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时,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苏州河。顾文卿姑丈是来过上海的,是老上海资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当我们接到了我的寄父贝鹿岩的电报后,我们曾经有个覆电给他,告诉他,我们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们也知道的,住在带沟桥的什么里(带钩桥,上海人呼之为打狗桥)。我们来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听父亲病状,于是顾文卿姑丈一马当先,便立刻按着地址,到贝家去了。

  我们都在船中守候着,心中惴惴然,揑着一把汗,不知父亲吉凶如何?因为只在十几分钟内,便可以揭晓了。祖母只念阿弥陀佛,母亲睁大了眼睛,只望着岸上。停了一刻儿,文卿姑丈回来了,冲着祖母说道:“韵竹病已好得多了,请大家放心吧!”于是我们好像胸前的一块大石头放下去了。

  我们正预备上岸的时候,我的贝鹿严寄父来了。他每从上海到苏州来的时候,常到我家,有时还带点上海食物给我,祖母和母亲都常见他的。他叫祖母为伯母,叫母亲为嫂嫂,说笑话的时候,叫母亲为亲家母,因为是乾亲家呀!他是一个小眫子,面孔圆圆的,为人和气而活泼。他见了祖母也说道:“恭喜!恭喜!韵竹兄这场病,危险非常,现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亲,惟有极力的感激他,深谢他。

  自从贝家寄父一来,他便帮助我们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认识似的,指挥如意。那时候,我孩子心理,觉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讲我们先上岸,坐了车子,到他家里去,由文卿姑丈领导。一切行李,都交给他,他会押运着送来,可以万无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东洋车(那时尚没有黄包车的名称,叫它东洋车,因为那种人力车,是日本流行过来的),他讲好了价钱,请我们都坐上车。这时姊姊和祖母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文卿姑丈坐一辆,便到带鈎桥贝家来。贝家寄父押了行李,随后也就来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苏州,祖母和母亲,必然是两顶轿子,至少是两人抬了走。现在只要踏上东洋车,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们儿童心理,到上海第一看见的就是东洋车。船在苏州河里,快到上海码头时,已经看见岸上的东洋车了。当时的东洋车,比后来的黄包车,车身为高,都是铁轮盘,胶皮轮还不曾流行呢。东洋车夫有制定的帽子和号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种蒻叶帽,好像苏州人做酱时候的酱缸盖。号衣是蓝色布的,背上有他的号码,坐车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是那种洋房,在苏州是没有看见的。苏州只有二层楼,三层楼已经是极少的了。我们坐了东洋车,在路上跑,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一回儿,东洋车拉进一条弄堂里,在一个石库门前停下,我记得那是一楼一底的房子,后面有个亭子间,楼下是个客厅,楼上就是父亲睡在那里,贝氏夫妇,睡在亭子间。

  我们觉得住在他家,打扰他们,心中不安。而且他们房子并不宽敞,使他俩非常之挤,我们想去住旅馆,但是贝家寄父极力劝止,说是不方便。试想父亲还是个病人,不能住到旅馆去,而祖母和母亲此番来,至少是要看护病人,不能再委托贝家了。住旅馆即两面奔波,多所糜费,即在看护病人上,也有种种不方便处。

  因此我们也就住在他家了,这房间里,除父亲外,又加上两张床,一是祖母和姊姊,一是母亲和我,他们早已安排好了。父亲本来病已渐愈,见了我们来,心中宽慰,更加好得快了。父亲的病,他们说是什么绞肠痧,又是什么瘪螺痧,当时医理不明,实在是一种剧烈的胃肠病,近于霍乱,腹痛如绞,又被医生一吓,他们便急起来,打电报到苏州来了。

  父亲病愈,我们放心,贝家寄父、寄母,便陪了我们出游。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只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坐马车是孩子最高兴的事了,出世以来,也从未经历过。

  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篷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要里出风头。这一次坐马车,祖母和母亲都没有去,只有我们姊弟二人和贝家两个孩子。寄父说:“请你们到黄浦滩去看大火轮船去。”到了黄浦滩,见到那些大火轮船,比了房子还要高好几倍,真是惊人。马车在什么大马路(南京路)四马路(福州路)繁华之区,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便是坐马车一个节目。

  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于夜而不宜于昼的。有一个很大的茶肆,叫做青莲阁,是个三层。二层楼上,前楼卖茶,后楼卖烟(鸦片烟,那时候吸鸦片烟是公开的),一张张的红木烟榻,并列在那里。还有女堂倌(现在称之为女侍应生);还有专给人家装鸦片烟馆伙计;还有川流不息的卖小吃和零食的;熟闹非凡。此外,广东茶馆也去吃过茶,女书场也去听过书。

  那时候,上海的电灯还不大发达,许多店家都点的“自来火”,即是煤气灯,上海人叫他自来火。与现在所用的火柴同名,火柴,苏州人也叫它自来火。讲究的在煤气灯管子头上加一纱罩,还是新发明的。至于家庭里,所点的都是火油灯(火油是叫做洋油的。至于在苏州,那还是用蜡烛与油盏,作为照明之用)。

  不久,父亲也就起床了,我们便要急急的回去,家里只有一位年青的顾氏表姊,和一位老妈子看家。也仍旧雇了一条船,回到苏州去。顾文卿姑丈陪我们到了上海后,他还有生意上的关系,原来尤家也有一家同仁和绸缎店开在上海,是他们的分号。还有一家同仁和参店,也开在上海,这参店是他们祖传的。所以顾文卿姑丈来了后,住在同仁和,现在也和我们一同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