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过以后,我仍附读于朱先生处,果能努力用功吗?实在是未必。这时朱先生的事也太忙了,也东奔西走于别种事业,家里的学生也渐少了。其间我又患了一场病,抛荒了几及两三个月。所读的书,四书还好,常能背诵,五经大部背不出,我最怕的是书经与易经,讲解也讲解不来。习练作文(八股文),一个月不过做两三篇,而且因为不常做,也怕做,真是“三日不弹,手生荆棘”了。

  幸亏还有一件事,足以稍为补救的,便是喜欢看书。从小就看小说,几部中国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之类,却翻来翻去,看过几遍。后来还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些专谈鬼狐的作品。这些小说书,苏州人都称之为“闲书”,不是正当的书,只供有闲阶级,作为消遣而已。凡是青年子弟,严肃的家长是不许看的,而我却偏喜欢看此等书。

  不过当时所谓正当的书,我也没有秩序的读过不少,“史记”是在“古文观止”上读过几篇;汉书偶亦涉猎;看过“纲鉴易知录”,与零零落落的“通鉴”;看过“三国演义”以后,很想看看正史的陈寿“三国志”,却没有看到。偶亦看子书,“庄子”“墨子”,盲读一阵,正所谓“抓到篮里就是菜”,不管它懂不懂,读下去再说。有时硬读下去,读到后面,居然前面也有些明白了。古人所云:“读书不求甚解”,难道便是这种境界,或者就是他们所说的悟性吗?

  伹是我家里没有书,要购买那些书来读,那里来这许多钱呢?这就感到从前舅祖吴清卿公所说的一句话:“读书是要有资本的”了。那末上面所能读到的书,不用说,都是借来的,或是在亲戚人家偶然的机会中看到的。不过借来的书,人家要索还的;偶然在人家看到的书,即使你有一目十行的本领,也是很匆促的;这两项总归不是自由的,怎能可以供你细细的研究呢?

  所以我所读的书,是没有系统的,不成整个的,甚而至于只是断简残编,我就视在枕中秘笈了。但是当时习于制艺文的时代,有些老先生们,不许学生们看杂书的,因为功令文中,譬如你的题目出在四书上,四书是周朝的书,就不许用周朝以后的典故,用了就有犯功令的。并且对于思想统制,大有关系,当时的士子,必须要崇奉儒教的,那所谓孔孟之道,倘然你相信了庄墨的学说,就是你“攻乎异端”,有违儒教了。

  实在所谓庄、墨学说,当时我还不能明晰了解,我还喜欢看小说、笔记之类,容易懂得的杂书。这时国内很少图书馆,家庭间则多有藏书者,然也不肯轻易借给人看。我那时要看书,惟有向人情商借阅,至于廉价的书,只有自己购买一二了。亲戚中,吾姑丈尤家,他们是个大家族,有许多书是公共的,不好借出,只有吾表兄子青哥的书,可以借阅,而且他们很少我所爱看的杂书,因为我姑丈即不大许看杂书,舅祖吴家,藏书甚多,却有许多杂书,记得有一次,我发见他们一书橱,都是那些笔记小说之类,这些都是铅字印的,上海申报馆一个附属出版所,名曰“申昌书画室”所印行的(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等,也是此时代刊物),我大为欢迎。所以我每跟祖母归宁,不大肯回来(当时有伊耕表叔还指点我作文),就是舍不得他们这些杂书呀。

  我对于报纸的知识,为时极早,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对它有兴趣。其时我们家里,已经定了一份上海的“申报”,“申报”在苏州,也没有什么分馆、代派处之类,可是我们怎样看到申报呢?乃是向信局里定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办邮政,要寄信只有向信局里寄。信局也不是全国都有的,只有几个大都市可以通信。江浙两省,因为商业繁盛之故,信局很密。苏州和上海,更是交通频繁,除书信以外,还有货物。我记得一封,自苏至沪,或自沪至苏,信资是五十文,这个信资,例须收信人付的,如果寄信人已付了,信封背后写上“信资付讫”四个字。

  寄信多的商号和住宅,信写好了,不必亲自送信局,他们每天下午,自有信差来收取。这些信差,都是每天走熟了的,比后来邮局的信差还熟练(苏州开信局的,大都是绍兴人)。他们并没有什么挂号信、保险信,却是万无一失。我们看上海出版的申报,就是向这班信差手中定的,不独我们一家,在苏州无论何人,要看“申报”,就非向信局信差定阅不可。

  而且苏州看到上海的“申报”,并不迟慢,昨天上午所出的报,今天下午三四点钟,苏州已可看到了,当时苏沪之间,还没有通行小火轮,火车更不必说了,如果是民船,就耍三天工夫,怎么能隔一天就可以寄到呢,原来这些信局里,有特别快的法子,就是他们每天用一种“脚划船”飞送,所有信件以及轻便的货物,在十余个钟头之间,苏沪两处,便可以送达呢。

  “脚划船”是一种极小的船,船中只能容一人,至多也只能容两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但手能划船,脚也能划船,所以称之为脚划船。它那种船,既轻且小,划桨又多,在内河中往来如飞。他们苏州在夜间十点,或十一点钟开船,明天下午一、两点钟,便可到达上海,上海也是夜间开船,明天到苏州,则在中午以后。当时苏州风气未开,全城看上海“申报”的,恐怕还不到一百家,这一百份报,都是由信局从“脚划船”上带来的,因此隔日便可以看报了。

  我们所定的“申报”,就在每日下午三四点钟,送到我们家里。我当时还幼小,不知道“申报”两字命名之所在,问我们家里人道:“为什么叫申报呢?那个『申』字,作什么解释呢?”我们的顾氏表姊,那时也有十四五岁了,她自作聪明的答道:“申报是每天申时送来的,每天下午的三四点钟,不正是申时吗?”我那时还不大能读报,但知道上海的“申报”来了,便有新闻可听。

  那时候,正在癸未、甲申年(即光绪九、十年)间,法兰西和中国开战,我们儿童的心理,也爱听我国打胜仗。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那都是那些无知识的人,瞎造谣言。后来又听得法国大将孤拔阵亡了,我们夺回了台湾的鸡笼山(按:即今之基隆),以及种种捷报的战争吃紧时,一见“申报”来了,我们总要请父亲给我们讲许多战争新闻与故事。

  到了十四五岁时,我略谙时事,愈加喜欢看报了。这时上海除“申报”以外,“新闻报”也出版了。苏州看报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他们在苏州都设了代理处,不必由信局派了。我家那时虽没有定报,我就时零零散散买来看。跟着祖母到了桃坞吴家时,他们是定着长年的上海报纸的,始而看“申报”,继而看“新闻报”。而且我们这位清卿公,看过了报以后,不许丢掉,一个月订成一册,以便随时翻阅,那时候的报纸,是用薄纸一面印的,不像现在的报纸,都是两面印的(按:两面印的报纸,由上海“中外日报”开始),所以仍可以作成线装。

  这于我是大为欢迎,我每日下午垂暮时候,便到他们的帐房间里去看报,竟成为日常功课。那时的报纸,也像现代报纸一股,每天必有一篇论说,是文言的,这些论说,我简直不大喜欢看,一股的论调,一般的篇幅,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从前的报纸,无论呈新闻,无论是论说,都是不加圈点的,清卿公想出主意来了,教我每天把论说加以圈点,因为这样,一定对于文字上有进境。于是圈点论说,变成为我每天一种功课。可是伊耕表叔却不赞成,他说:“这些报馆八股,成为一种陈腔滥调,学了它,使你一辈子跳不出它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