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且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尤其那时疾,日本于印刷术很为进步,推进文化的力量很大。吾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也逐渐多起来了,有许多留学生,都是国文已经很好的了。日本政府,为了吸引中国青年去留学,特设了法政专科,师范速成科那种投机学校。为了中国去的留学生不谙日语,在教师讲解的时候,还雇用了翻译,极尽招徕的能事。因此当时官费、自费的留学生,在日本的竟有数千人之多。

  为了日本的印刷发达,刊物容易出版,于是那些留学生,便纷纷的办起杂志来。为了中国各省都派有留学生到日本,他们的杂志,也分了省籍。如浙江学生所出的,名曰“浙江潮”;湖南学生所出的,名曰“新湖南”;直隶学生所出的,名曰“直言”(即今之河北,在前清则为直隶)。在我们江苏学生所出的,即名曰“江苏”,大概对于这个“苏”字,另有一义,作苏醒解(按:金松岑的“孽海花”,即首先在“江苏”上发表的)。诸如此类,各省留学生,出一种杂志,都有合于他们省的名称。此外也有约了几个同学同志,另有组织的。

  就是我们几位认识的留学生,他们别出了一种杂志,叫做“励志汇编”,因为他们已有一个小组织,叫做励志会呢。这“励志汇编”也是月刊性质,写稿人都是法政毕生为多,当时中国学生到日本去习法政的,以早稻田大学最为吃香,此辈亦都是早稻田学生呢。杂志有译自日文的,也有自己创作的,我还记得有卢骚的“民约论”,也是日文从西文中转译得来的,这个“励志汇编”,执笔者有不少人,他们很有志把种种知识学问,输入到中国来。

  有许多日本留学生的杂志,寄到苏州来,托我们推销,我们是要有一个推销机关的。在苏州,那时城里也有三四家书店,观前街一家叫做文瑞楼比较最大,我们亦最熟,可以走进他们的柜台书架傍随意翻书的。但是他们都是旧书,木版线装,满架是经史子集,新书不大欢迎。最近也点缀其间,除非是畅销的书,至于什么杂志之类,一概不售的。其它有什么绿荫书屋、扫叶山房,连石印书也不问讯,有一家玛瑙经房,专售佛经、善书的(苏州当时刻善书很盛行,可以消灾避难)。那末要托书店代为推销,颇为窒碍难行了。

  我不是前章说过我们当时共有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吗?我们也组织一个学会,叫做励学会。我们当时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出月刊这一件事,在苏州可不容易,我在下文再当详述;开小书店的事,却不禁跃跃欲试了。不久,书店事居然成议,皇然是股份公司,每一股是十元,总共是多少资本呢,说来真令人可笑,共为一百大元。这很像我们从前放了年学开春联店一般,不过春联店在年底至多开十余天,到除夕就要关门大吉,这个书店,却是长期性的。

  书店虽小,首先要一个店名,大家拟了几个名字,最后择定了一个,叫做东来书庄。这东来两字,还可以引用“紫气东来”的一句成语,实在的意思,便是说:都是从东洋来的罢了。开办费可以简直说没有的,虽然号称书庄,只借了人家一个墙门间,那是女冠子桥包叔勤家的一个门口,从前也是开过春联店,房租不出,还借他们家里两只旧书架。安放几只半桌,摊上一方蓝布,就算是柜台了。并且励学会的社友,省下了在茶馆里聚会,大家无事时,便到东来书庄来谈天了。

  我们不用店员,仅有一个学徒,社员们(也是股东大老板)轮流当值,这于来购买书籍杂志的人,大有捭益,因为我们能指导你购买何种书籍,对于知识阶级的人,请坐送茶,周旋一番。杂志都是寄售性质,卖出还钱,销不完的还可以退还,以八折归账,因此我们可以无须要多少资本。后来我们又附带出售了日本的图书文具之类,必须要用现欵去批发了。

  说起了出售日本图书的事,真足以令人发一浩叹。中国在那个时候,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戊戌政变之前,还没有一张自己印刷的本国地图,但日本已经印了有很详细的“支那疆域地图”了。我们在他们书店的广告目录上,看见有许多地图的名目,便托朋友寄几张来,及至一看,全图都是汉文,难得有几处注着和文的,而且印刷鲜明,纸张洁白。我们批购了十张,不到一星期,都售光了,连忙添购二十张、三十张,……虽然上面写的支那,大家都也不管,真是可怜。后来我们也批了世界地图、东亚地图,虽不及中国地图的销场好,但生涯也自不恶。

  原来那时苏州已在发动开学堂了(学校的名称是后来改的,最初是唤作学堂),便不能无历史、地理等课目。教地理连地图也没有一张,岂非憾事,那些专习八股文的先生们,四川是否通海?长江缠到黄河里去,也得先开开眼界。这个地图的风气既开,竟有许多绅士人家,向我们买了大幅的世界地图,悬在书房里,代替挂屏用的。除地图以外,还有动物、植物的挂图,也是五彩精印,日本的小学校里的,他们也欢迎作为壁上的装饰品。

  日本文的书籍,当然无法推销(后来我到了上海,到虹口几家日本书店去看看,全汉文的书就不少,连“杜工部诗集”也有的)。但对于数学书籍、英汉文词典等等,也有人来定购的。除了图书以外,我们还带卖一点文具,也都是从日本寄来。日本那时已经有不少仪器,都是从西方仿造来的,但是价钱既贵,我们小资本店就不敢问津,而且在苏州也难觅销路,只是批发一些细巧的文具,都是苏州所未见的。那个时候,墨水笔也没有,仅有铅笔,也是舶来品。关于许多纸品,如信封、信笺之类,我们销得很多。信封是一种双层纸的,里面一张画着各种画,外面一张薄纸,映出里面的画来;信笺是一种卷筒纸,纸张洁白,你高兴写多么长,就写多么长。此了中国固有的信封信笺,自觉耳目一新,雅有美术趣味,也是苏州人所乐用的。

  东来书店的生意发达,不到三个月,已是对本对利,不到一年,我们的资本,自一百元变成了五百元,好在我们即有盈余,从不分红。但是既然赚钱,便思进展,不是在人家墙门口,以一种开春联店的姿态可以济事了。因此在玄妙观前街西首、施相公衙口,觅得一市房,是一开间上下楼房,每月租金十元,以一家小书店,出这么大的房屋租金,也不容易。又添了一个店员,因为那些股东,大家有事,不能常来轮值,我们励学会的同人,便公举我做了东来书庄经理,那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的。

  我虽然还有教书工作,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总要到东来书庄去一次。那时不全是贩卖日本图书文具了,因为中国的风气渐开,上海也出了许多新书、杂志,我们每天看上海来的报纸(这时苏州还不能看上海当天报纸,一直要到苏沪火车通后),见有什么新出的书籍、杂志,连忙写信去接洽,要求在苏州推销,但是所用的那个店员是外行,所以写信接洽等等,非我亲自出马不可。还有店中的帐目,从前只有一本大型粗纸帐簿,记出每日所售之货,名曰“流水”,我去了以后,造了几册分类的帐簿,但我也是外行,以意为之而已。

  但东来书庄有一件事,使我觉得非常得意,就是我们对于各乡各镇的顾客,很有信誉。苏州有许多乡镇,文化的发展,并不输于城市。尤其苏州当时是个省城,而交通也甚发达,人文尤为荟萃。即以苏州府的几个县份而言,如常熟、吴江、昆山等县,都是文风极盛的,他们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便都来买书、定杂志,不必到上海去了。

  因为在太湖流域一带,到处都是水乡,各地都有航船,而苏州也是聚会之地。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张单子,开列着一排新书和杂志的名目来配书,于是有的立刻配给他,没有的便给去搜罗。上海有几家出新书的,我们也略有联络了。生意愈推愈广,不仅是苏府各县、各乡镇、连常州、无锡、嘉兴等处,也都有写信到苏州东来书庄来问讯配书了。

  我这个小书店经理,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然而有一难得的好处,不论什么新书、新杂志,我得以先覩为快,因此有许多顾客上门购书的,问到我时,我可以略说一点大意。杂志上我也可以指出那几篇文章可读,他们就说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书贾了。不仅此也,而且我在东来书庄,认识了许多朋友,如住在常熟的曾孟朴,初见面时,便是吴讷士(湖帆的父亲)陪他到东来书庄访我的。住居吴江同里镇的金松岑、杨千里,本来也是老主顾,每到苏州,必来访我。还有昆山的方惟一(他当时姓张,叫张方中,后来归宗,叫方还,辛亥以来,一度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那时他在角直镇沈家教书的,也常来光顾。此外城区里的许多文人,都是最初在东来书庄买书时认识,后来成为友好的。

  最可笑的是那位周梅泉(他初名美权,后又号今觉,是周馥的孙子,藏邮票甚富,人称他为中国邮票大王),他是安徽人而住居在扬州。向我们定了一批日本书,许多都是算学书,一时我们未能配齐,他大发其少爷脾气,称我们为书侩,写了一封长信骂我们,那时我也不服气,写信回骂他,称他为纨袴子,发臭脾气,大打其笔墨官司。辛亥以后,他从扬州迁居到上海来了,我们认识了,时相酬酢,到了老年,还提起那件事,互为轩渠,正如江湖上有句话:“不打不成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