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小说的输入中国,以我所见,则在前清同治年间,其时上海的申报上,时常见一二有译载似小说的纪事。如“巴沙官故事”等,乃纪载一艘帆船失事,有一船员匿在酒桶中,飘流海面,卒乃遇救事。其它亦常有数短篇,不复能记忆了。我幼持,在朱静澜先生家中、曾见有最初出版之申报,订成两册,中乃有此。后来梁启超的时务报,遂有“福尔摩斯侦探案”的附载,这可以算得中国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了。

  自从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问世以后,哄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于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也有人评之为茶花女只不过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说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说虽如此说,但以琴南翁文笔之佳,仍传诵于士林中。这个时候,号称所谓新学界的人,都提倡新小说。粱启超发行的一种小说杂志,名字就叫“新小说”。那个杂志,不但有许多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小说的理论。梁启超自己就写了一个长篇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时把文学上的小说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

  我的写小说,可称为偶然的事。其时我的一位谱兄弟杨紫驎,他在上海虹口中西书院读书,为的要学习英文。我到上海去,常常去访他。因为他住在乍浦路,那边有一个中国公家花园(简称中国公园),我们常常到那里去坐地。说起这个公园,很令人生气。原来上海租界中,当时有好几个公园,都不许中国人入内游玩。黄浦滩一个公园,门前挂出一个牌子来,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不是直到如今,还传为侮辱我华人一个史实吗?富时我们住居租界中人吵起来了,为什么华人不得入公园呢?造公园的钱,也是华人纳税所出的。工部局不得已,便在沿苏州河一带、圆明园路口,另造了一个校小的公园,专供华人游玩。可怜的住居租界的华人,算得了一些小面子,就此不响了。

  紫驎为了读英文以供研究起见,常常到北京路那些旧书店,买那些旧的外文书看。因为那时侯,上海可以购买外国书的地方很少,仅有浦滩的别发洋行一家,书既不多,价又很贵。他在旧货店买到除了“迦因小传”外,我又从日本文中,译了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一名“三千里寻亲记”一名“铁世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文化发达,出版的书籍中,对于欧美的文学书,译得不少。他们国内的新旧书店很多,读书的人,把已读过的一部八分新的书,看过以后,往往即送到旧书店。为的他们的读书界,抱推陈出新主义,卖去了旧书,立刻便掉换读新的了。一到售书店,价钱便减了不少,而又可以嘉惠后学。我所译的两部日文书,都是我的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摊拾来,他们回国时送我的。

  我知道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我就托了他们,搜求旧小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耍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我译的两种日文小说,就是合乎这两个条件的。那一种“三千里寻亲记”,是教育儿童的伦理小说,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译自意大利文的,在原文还有插图,以引动儿童兴趣,就是一个儿童,冒着艰危,在三千里外去寻他母亲的。另一种“铁世界”,可以说是科学小说,是法国文的,那大概有三、四万字。虽说是科学小说,也浅显而不大深奥的,那时法德世仇,便是写小说也互相諆诋,那里面德国人如何酷烈,法国人如何和平,德人欲害法人,而法人如何逃避的情形,都写在书中。

  这两部小说,后来我都售给于上海文明书局,由他们出版。因我自己无力出版,而收取版税之法,那时也不通行。文明书局是一班无锡人所开设的,如廉南湖、丁福保等都有份,而里面职员的俞仲还(前清举人)、丁芸轩等,我都是认识的。大概这两部小说的版权是一百元(当时虽也按字数计,约略估量,不似后来的顶真),我也随便他们打发,因想这不过一时高兴,译着玩的,谁知竟可以换钱。而且我还有一种发表欲,任何青年文人都是有的,即便不给我稿费,但能出版,我也就高兴呀!

  后来迦因小传的单行本,也由文明书局出版,所得版权费,我与杨紫驎分润之。从此以后,我便提起了译小说的兴趣来,而且这是自由而不受束缚的工作,我于是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譬如说:文明书局所得的一百余元,我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我的英文程度是不能译书的,我的日文程度还可以勉强,可是那种和文及土语太多的,我也不能了解。所以不喜欢日本人自著的小说,而专选取他们译自西洋的书。他们有一位老作家森田思轩,汉文极好,译笔通畅,我最爱读他的书,都是从法文中译出来的。还有一位黑岩泪香,所释的西文小说也不少。可是很少由美国出版的书,实在美国那时没有什么文学家,寒伧得很,日本文人,也不向那里去搜求了。

  到了民国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经开了不少日本书店,我每次到虹口去,总要光顾那些日本书店,选取他们翻译西文的小说。不过那时候,日本的翻译小说,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译,因为他们的汉文都差了。最可厌的,有一种翻译小说,他把里面的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都改了日本式的,当然,连他们的对话、道白,也成为日本风了。所以往往购买五六本的日文翻译小说,也只有一二种可以重译,甚至全盘不可着笔的。

  至于像上文所说森田思轩、黑岩泪香所译的书,早已绝版多年,于是托留学日本的朋友,到旧书店里去搜求,倒还可以搜求到不少。他们有时并且给我向图书馆去搜求,那些绝版的书,图书馆里倒还存留着,觅到以后,他们就做了一个“久假而不归”。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他们说:“无大关系,至多罚去保证金面已,况且这种破烂的旧书,他们已视同废纸了。”

  所以我之对于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后,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鄱译,后来也有创作了。创作先之以短篇,后来便也学写长篇。但那时候的风气,白话小说,不甚为读者所欢迎,还是以文言为贵,这不免受了林译小说薰染。我起初原不过见猎心喜,便率尔操觚,谁知后来竟成了一种副业,以之补助生活,比了在人家做一教书先生,自由而写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