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此回忆录,往往因前事而述及后事,又因追思往事,涉笔成趣,不见庄谐杂陈。我今又廻叙到我重回苏州这二三年的事。那个时候,我真是所谓吊儿郎当,说我闲吧,我一天到晚也像是很忙的;说我忙吧,我忙了些什么事,真是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苏州嚷着兴学,各处要设立小学堂,我又无意于此。我本也有好多机会,在上海去谋事,有几家书局设立编译所了,但是我祖母年老,母亲日就衰病,遵守家贫亲老,不事远游的古训,诸尊辈都告诫我不离故乡,其时,吾家中又添了一女(名可青),居然四代同堂,八十余岁的老祖母,得见此重孙女,当然晚景一乐也。

  在此兴学潮中,苏州城南有一唤作位育善堂,这个善堂,不是苏州地方人士所设立的,是一班侨居于苏的寓公们集资所创办,是一种会馆的格式。不过会馆是一地方的人士所设立的,而这个位育善堂却不拘于一地方人。因为苏州是个省城,人物荟萃,故别省别府别县的人侨居于此者甚众。

  这个位育堂内,也设有一个学堂,这个学堂,不同于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不收学费,拉几个街头失学的儿童,使他读一二年书就算了。这位育堂所办的学堂,是高级的,一样收学费,不同于义学,虽然学生的程度可达到中学,虽然没有英文课,却是有洋学堂的派头,因此不独是许多在苏寓公的子弟就学,苏州本地方的子弟,也就学的很多。这个学堂不分班别,大约共有学生四五十人吧。

  忽然之间,那个学堂里的学生闹起风潮来了。原来那时候,正在上海的南洋公学学生大闹风潮之后,好似铜山崩而洛钟鸣,苏州亦如响斯应。这位育堂的学生,为什么闹起来呢?说是大不满意于那位教师。这位教师是谁呢?便是王均卿(名文濡,湖州人,后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伪造“浮生六记”遗失之二记者),学生们说他傲慢与偏见,本来有四五十学生的,一哄就哄出了二三十人,去其大半。这如何办法呢?书是总要读的,他们就以上海南洋公学为蓝本,学生出来了,组织了爱国学社,他们也要自设一个学社之类。

  单是学生,也闹不出什么事,没有什么魄力的,但是有几位家长,几位教员,却帮助了他们。因为位育善堂里这个学堂,是侨居于苏州的人士办的,什么董事之类,很多官僚派,以善堂而办学堂,还带有官气,虽然一样收学膳费,不免仍有义学臭味。于是由几位家长以及几位号称开明的学界中人,开了几次会,组织了一个唤作“吴中公学社”。

  这个吴中公学社,当时算来是自治的、民主的,有许多地方,都是由学生自主,学社里的费用,由学生家长们公摊,房子是也由一位姓汪的家长,把一所待租的空屋,借给学社用,不收租金。倒也有一厅数房,可作课堂与宿舍之用。教职员都不领薪水,有的略领一点极微的津贴。其时祝心渊自己办了一所唐家巷小学,他是有了办学经验的,同人奉为指南,还有朱粱任,王薇伯诸君相助为理。

  我本来不参加与其事的,他们托祝心渊来极力劝驾,他说:“与其荡观前,孵茶馆,何不来帮帮忙,尽尽义务呢?”我便去当一个国文教员。

  那时有吴帙书、吴绾章兄弟两人,日本留学回来。吴家也是苏州望族,他们在日本倒不是学的什么速成师范、速成法政,帙书学医,绾章学理化。而他们回国时,却带来一位同伴,一直到如今,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有名的人物,你道是谁,便是苏曼殊是也。苏曼殊,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别号(按,曼殊的别号,不下数十个),我们只知道他叫苏子糓。据帙书说:“他是在扎幌学医的时侯认识他的,他不曾到过中国的上海来。这一次,随了我们到上海,但他在上海又没相熟的人,我们回苏州,只得又跟了我信到苏州来了。”恰巧这时候,吴中公学杜的学生,要一位英文教员,以应潮流,曼殊是懂得英文的,吴氏昆仲便把他推荐到吴中公学社里来,住在社里,供他膳食,藉此安顿了他。

  当我初见曼殊的时候,他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吧,瘦怯怯的样子,沉默寡言,那也难怪他,他第一次到苏州来,那里会说苏州话,而且他说的广东话,我们也不懂。那时不独他一人,还带了一位年约十岁左右的男子。起初我们以为是曼殊的弟弟,后来听说曼殊并没有弟弟,据吴氏昆仲说:是他朋友的弟弟,但曼殊也不肯详言其身世,我们也未便查三问四。至于曼殊自己的身世,只知道他父亲是位广东商人姓苏的,母亲是日本人,到后来说他母亲是河合氏,父亲苏某某,差不多到了曼殊逝世以后才发表,这也由于曼殊抱有身世之痛,生前不大肯吐露之故吧。

  也有人说:曼殊从小就在广州的某一个寺院出家,当了个小沙弥,后又还俗了。在南社里的一班朋友们,都唤他为苏和尚。但在那个时候,并不像一个出家人,也不谈什么佛学,不过他是剃了一个光头,牛山濯濯,却像一个和尚了。说起光头,我又有一个笑话了:原来和曼殊一同来的吴帙书,也是剃了一个光头的,他未到日本去以前,早已结婚了,回来后,装了一条假辫。他家有个女佣,告假回乡下去,及至再来时,不知主人已归。惊告同伴道:“奇怪!少奶奶房里有个和尚!”众皆大笑。

  当时,日本留学生剪了辫子的不少,去的时候,都留着辫子,但是这条辫子颇为惹眼,只有中国人有此怪状。日本那些刻薄文人在报纸上称之为“豚尾”;日本有些小孩手追逐其后。呼之为“半边和尚”,然而中国人有些还不肯剃去,为的是归国以后,将来还须考洋举人、洋进士,不能没有这一条辫子呢。譬如像端方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把他的旅费、学费,都挥霍完了,向老头子要钱。老头子不答应,他说:“我要剪辫子了。”他们满洲人,怎能剪辫子呢?端方一急,便汇了一千块钱去。曾孟朴“孽海花”上的回目,本来有什么“一辩值千金”回目,后来端午桥把他招致入幕,这回书便不曾写。于是通融的办法,大家便装假辫子,像曹汝霖、陆宗舆等回国考试时,都戴着假辫子呢。

  且说苏曼殊最初以不通吴话故,沉默寡言,后来渐渐也听得懂了。吴中公学社诸同事,都兼任了别处事的,也都很忙,吴氏昆仲亦难得来,曼殊不免趋于寂寞。我那时比较空闲,常到他房里去看他,起初我们作笔谈,后来也就不必了。但曼殊却喜欢涂抹,有时写几句西哲格言,有时写一首自作的小诗,即以示我,最后则付诸字簏。他又喜欢作画,见了有空白纸张,便乱画一番,结果亦付诸字簏。有一次,我购得一扇页(摺扇的扇面),那是空白的,他持去为我画,画了一个小孩子,在敲破他的贮钱瓦罐,题之曰:“扑满图”(按,扑满者,小儿聚钱器也,满则扑之,见“西京杂记”)。但这个“扑满”两字,有双重意义,那一个扇面,我却珍藏之,可惜今亦遗失,不然,倒是曼殊青年遗墨也。

  吴中公学社有两学生最为出秀,一曰王公之,一曰蓝志先。王公之自吴中公学社解散以后,不知何往,蓝志先后改名为蓝公武,他本是广东潮州人,其父在苏州养育巷开一土栈,志先耻之,乃改为苏州吴江籍,实亦生长于苏州。他最崇拜梁任公,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后入北京,为研究系中人,久不闻消息,及至最近,方知其早已加入**。回想当年,是一位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现在大约也是皤然一老了。

  但吴中公学社不到一年,即已解散,学生们便都星散,这是没有基础的一个学社。

  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戏剧性的演出。我们那时候,大家对于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其中以朱梁任是个激烈份子,在吴苑茶馆里,也是那们乱说。有人问他:“你姓朱,是否明朝后裔,要是换一个朱洪武来做皇帝。我们也不赞成。”这都是戏谑之词,粱任也期期艾艾,不以为忤。

  有一天,是个下雨的天气,朱粱任穿了一双钉鞋,握了一把雨伞,到我家里来。其时我已迁居,自曹家巷迁至都亭桥的承天寺前,这一条巷名很别致,唤做东海岛郎山房。原来吴人佞佛,寺院极多,承天寺这个寺院占地极多,从前那地方本为寺产,现在已成为民居,什么东海岛、郎山房(疑是狼山房),都还是当日寺院中的名称。但我家门前,却有一个古迹。对门一口井,这口井便是宋末遗民郑所南的一部“心史”出现的地方,见之于顾亭林的文集中。但是这虽是一口古井,仍旧为邻近各小家所汲用。梁任来访我,常要到井畔去徘徊,谈及郑所南故事。那一天,也是在我家上下古今,高谈阔论,临出门时,又到那井边指手画脚,这井边正停了一副馄饨担子,不知如何,他的雨伞柄一伸,把那馄饨担打翻了,卖馄饨的拉住了他,不肯干休。还是我出去和解,因为道馄饨担也是我家老主顾,赔了数百钱了事。

  有一天,朱粱任忽然发起要到苏州郊外狮子山去招国魂。这种玩意儿,现在想想,也大有痴意。我问:“何以要到狮子山呢?”他说:“我们中国是睡狮,到此时候,睡狮也应该醒了。”偏偏祝心渊、王薇伯等都附和他。还拉了我和苏曼殊,我当时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曼殊是无可无不可的,这种事有几位老先生,真以为我们发痴了。于是由粱任去雇了一条小快船,因为在苏州作郊游,并无车马,总是要坐船的。还由他备了一些祭品,到狮子山去了。

  记得那时侯,重阳已过,正是在九月中,一路黄花红叶,秋色漫烂,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为之一畅。爬上狮子山的山巅,扯了一面“招我国魂”的红旗。

  朱粱任还带了一枝后膛枪(因他的父亲是个武举人,实在当时家藏枪械也不禁的),向北开放了一声巨响,引得狮子山下的乡下人,莫名其妙。以为洋鬼子又来打猎了。这天,只有朱粱任最严肃,我们都不免带有一些游戏态度。我当时还做了几首“招国魂歌”,在狮子山头,同人大声歌唱。那歌词我早已忘却了,我向来偶写诗歌之类,都不留稿的,二十年后,在金松岑的“天放楼诗集”里,忽然见到他却转载我的“招国魂歌”,而且还有他的和作。

  谈起了金松岑,我又想起了我们吴江县同里镇这一班老朋友了。当时苏州一府九县,同里一镇,属于吴江县,而他们人文英发,开风气之先。苏府属的同里镇,时人比之亚洲的日本。我首先认得的是杨千里,杨千里的认得,是在东来书庄时代。因为同里镇和苏州城,相隔非遥,同里镇是个水乡,他们自己家里都有船,家里的佣工,都能摇船到城里来。同里老早就有男女学校,与东来书庄也常有往来,因此千里到苏州来,常来看我,有时也吃吃小馆子,互作东道,他是一个世家子,而弟兄姊妹极多,他约我到同里去玩,他的父亲是位孝廉公,似在那里做学官。耽搁一天两天,我就住在他家。

  因杨千里而认积了金松岑,松岑本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也是同里镇人,此刻在家乡办一学校。说起来大家都知道,那便是写“孽海花”小说的发起人,后来他自己不高兴写,便让给曾孟朴了。但那时也出版了许多小本书,如“三十三年落花梦”、“自由钟”等等,到同里镇时,总是招待请吃饭。又由金松岑而认识了陈佩忍,后来有一时期,在上海几与佩忍朝夕见面,那是在南社时代,此是后话不提。最后,又认识了柳亚子,他们这许多人,都是住在同里镇的,吴江县城内,反而显得沉寂。但柳亚子不是同里人而是黎里人(黎里亦称梨里),不过黎里与同里,一水之隔,相距甚近。此一辈人中,以柳亚子年最轻,那时他没有亚子这个名号,我们只知道他为柳安如,正在松岑所办的学堂里当学生咧。

  有一次找到同里镇,是金松岑等所开的学堂里,开了一次游艺会,请我去当评判员,那是他们放船到城里来接我去的。游艺会开完以后,松岑就在学堂里,宴请几位评判员和教职员,大家兴高采烈,行了一个酒令,是写了许多国名,都做了字闱儿,谁拈着那一个国,就算那一个国的统治者。某一国对某一国是世仇,或是某一国对某一国,有所侵略,有所抵抗,便拇战起来。偏偏我拈着的是俄罗斯,当时是在帝俄时代,尼古拉斯二世即位后,颇多侵略,颇多暴政。于是在座各国,都来打我。我的酒量,绍兴酒只有半斤,拇战又不擅长,喝得酩酊大醉,呕吐狼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