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上海的几天内,即到时报馆去访问狄楚青、陈景韩两君。那时候的时报,是在福州路巡捕房对面广智书局的楼上。走上去是一条黑暗的楼梯,到了楼上,始见光明。时报是在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间开办的,到这时候,大概有一年多了吧?虽然销数不及申、新两报之多,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我知道上午是报舘里没有什么编辑人的,所以到了下午方去。到了报馆里,先见的陈景韩,他见了我,开口便说:“楚青想请你到报馆里来,可以不可以呢?”正在谈话时,楚青已来了,他总是满高兴的样子,穿了一作黑昵的马甲,胸前一连串的钮扣,向来是一个也不扣的。匆匆忙忙,好像是坐不定,立不定似的,我和他初次见面,好像我已答应他到报馆里来了,便和我当面讲条件了。

  他的条件,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以上海当时的报界文章的价值而言:大概论说每篇是五元,小说每千字两元。以此分配,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方面占五十元。不过并没有这样明白分配,只举其成数而已。这个薪水的数目,不算菲薄,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位同乡孙东吴君,此我早两年,进入申报馆当编辑时,薪水只有二十八元。孙君说:“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苏州坐舘地、考书院,好得多呀。”(他是南菁害院高才生,素有文名的。)何况八十元的薪水,还比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咧,因此我也很满意。写论说,自然是针对时事发言,那是有时间性质的。我中做八股出身的,写论文只不过偶然为之。

  也曾看到报纸上的论说尽是那种滥凋,人称之为报舘八股,但我这个科举八股,怕对于报馆八股不中绳墨。写小说,已觉得轻而易举了,并不硬性规定每日要登多少字,但至少也得像个样儿,可以引人入胜。因为时报很注重小说,狄楚青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便写了长长的一篇提倡小说的论文,说是小说感人的力量最深,胜于那种庄严的文章多多。

  陈景韩(笔名冷血)也在时报上写小说的,他写的小说,简洁隽冷,令人意远。虽然也有许多译自日文的,但译笔非常明畅,为读者所欢迎。那时候,正是上海渐渐盛行小说的当儿,读者颇能知所选择,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楚青的意思,要我与冷血的小说,轮流登载(那时的报纸,每日只登一种小说),以餍读者之望。

  单是写论说与小说,我不必天天到馆,这个工作,在家里也可以做呀。但楚青的意思,要我天天到馆,在主笔房里,另设了一张写字枱,安排了笔砚之类。他说:在报馆里天天见面,大家亲切有味,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便是写论说,也可以对于新闻上,有所讨论商酌,每一个报馆常有论调与人不同之处,论说上或还有必须修改之处,仅仅是闭门造车,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

  这时候,上海的报馆,没有一定的制度。不像现在那样,有社长、有总编辑,以及许多名衔。一个报舘里的两大权威,便是总经理与总主笔。名义上自然总经理管报馆里一切事务,总主笔担任编辑上一切事宜,但是总经理有时也可以干涉到编辑部,而且用人行政之权,就属于总经理(私人出资办理者,便称为报馆主人),所以当时的总经理,就等于现在的社长地位了。

  时报馆,狄楚青是总经理,罗孝高当时是总主笔。罗孝高是广东人,他是康南海的学生,梁卓如的同学,因为时报馆的成立,是有康粱一部份资本在内的,所以他们推举罗孝高为总主笔。此外主笔中,也另外有两位广东人,一位是冯挺之。另一位的姓名,我已忘却了。但罗孝高除审查论说外(有时也写论文),其余两位广东先生撰写论说外,他们都不管编辑上的事。

  罗孝高有家眷在沪,不住馆内,两位广东先生合居一室,因为言语不相通,很少与我们接洽。

  时报的编辑新闻人员不多,除罗孝高总主笔,及专写论说的两位广东先生外,专编新闻的人,只有两位,便是陈景韩与雷继兴,他们都是松江人(那个时期,上海报馆里松江人最多,上海县亦属于松江府也),而且两人是郎舅,继兴的夫人,便是景韩令姊,雷继兴学名一个“奋”字,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毕业生,思想明捷,笔下很好,我觉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人,可惜他是有病的,还是一种很深的肺病咧。

  此外还有一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那时上海中文报,对于外国新闻,不大注重,英国的路透电,不送中文报,要从西文报上转译得来,读者也不注意,除非世界有大事发生,始登一二。其它外国通讯社,也很多尚未出版的,所以这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每天不过从“字林西报”译载二三条关于中国新闻的,至于编者不用,他也就不管了。还有一位专译电报的张先生,也是广东人,年纪五十多,他的译电报,可真熟极而流,看了号码,便知什么字,用不着翻电码书。时报上的专电,都是深夜方来,幸亏他翻得快,不致效误时刻。以外便是校对先生了,只有两人,都是熟手,因此报上的错字还不多。

  报纸上,除了论说,时评(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一是时事的评论,一是时报评论,有双关之意义)以外,便是新闻。新闻可以分三部,一是要闻,质言之便是北京新闻;二是外埠新闻;三是本埠新闻。要闻当然是最主要的,这时候,中国并没有通讯社,可以当天发电报,要消息灵通,便靠报馆里自己的私家专电。那些专电,大概都是北京打来的,因为前清的政府在北京,所以政治的重心,也在北京了。其次是北京通信,这北京通信,也是时报所创始,延请文学好而熟悉政情的人,观察时局,分析世事,那种通信,大为读者所欢迎。其时为时报写北京通信的是黄远庸君,江西人,前清进士,曾留学日本,后亦为申报北京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在美国为华侨所暗杀。后来又有邵飘萍、徐凌霄诸君,也为时报写过北京通信,此二人为我所推荐。

  外埠新闻,就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新闻。但是就各地而言,也只有东南几个省城,或是几个通商口岸,才有访员(咱称访事),这些访事的薪水,极为微薄,每月不过通若干信,他们也访不到什么新闻的。只是邻近上海的各处,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江浙两省的各繁盛府县市镇,时报设有分销处地方,新闻也便多一点了。但是某一地方,倘然发生了特别重要事件,那也有发专电,写通信之可能。

  本埠新闻,在最初是极不重要的,报馆开在租界里,所载都是租界内的事。主要是公堂访案,专管人家吃官司的事。公堂访案就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别,那些访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每月仅在十元以内,但是他们不嫌菲薄。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团体组织的,担承上海各家报馆的本埠访员,送出来的稿子是一律的。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又叫新衙门)对面,有一家茶馆,便是那班公堂访员的茶会。倘有一件官司,当事人不愿登报的,知道这个门径,或者进行了贿赂,他们就可以把这件案子,不送报馆。但是后来不行了,上海的事业,日渐繁复,本地的新闻愈趋重要,各报馆都有了外勤记者,这一班旧式的本埠访员逐渐淘汰了。

  在申报、新闻报的当初,编辑方面,更为简单了,他们是所谓混合编辑。用一种只可以一面印的油光纸印的,统共只有一大张,徜然加半张的话,名之曰附张,附张上专载各省督抚的奏摺之类。正张上,开首是一篇论说,以下便是上谕,宫门抄(不是最近的),以下便是各地新闻,本埠新闻,也从不分栏的,此外便是洋行广告了,总之是广告多于新闻的。直至“中外日报”出版,方用了两面印的白报纸,可是申报,新闻报,老不改良,在我进时报的那年,还是由一面印的纸张咧。

  时报上的要闻与各埠新闻,都是陈景韩编的,本埠新闻是雷继兴编的。那个时候,各地正在闹地方自治,上海本地的一班有志之士,兴教育,办实业,也正在奋发有为,在租界以外的南市、西门、闸北、浦东,也都兴盛起来,继兴是精明法政的人,所以他编上海的地方新闻,是最为适宜的。

  我进了时报三个月后,楚青与陈雷两君商量以后,把编新闻的事,再一调整,是景韩编要闻,我编外埠新闻,继兴仍编本埠新闻。但是仍旧通力合作,如果有一人因事告假,其余两个人中,可以代为发稿,我们三人又商量定了,各人在他所编的一栏里,就当天所发的新闻中,择要写一个极短的时评。那时评一,属于要闻;时评二,属于外埠新闻;时评三,属于本埠新闻。

  我后来这论说就不写了,起初写了几篇,交给总主笔,有的马上登出来了,有的没有登出,有的略加修改后登出。初进报界,我不知道如何立论,方合舆论,方切时局,方符体裁,自然还是学习态度。那是白纸黑字,印出来要给人家看的,当然要句斟字酌了。我向来写什么文字,既不起稿,又不修改,我妻常笑我,说我的写文章,“出门不认货”,这次较仔细一点,但没有登出,不死有些懊丧。再有写文覃的人,往往有一种偏见,见人家改窜了,心中便有些不舒服,便要根寻以何理由而改窜?倒是不登,来得爽快。

  后来我问起景韩、继兴他们也不写论说,我觉得他们的文字,都比我写得好。景韩的文章,简洁老辣,即写时评、小说亦然。继兴,是日本早稻田高材生,他在新出的法政杂志上也写文章,理解鲜明,文词畅达,为什么都不在时报上写论说呢?我问了他们时,他们说:“反正有广东先生在写了,我们乐得藏拙躲懒。”于是我学了他们的样,我也不写论说,我也藏拙躲懒了。并且以后编外埠新闻稿,每月要写三十则时评,难道还抵不上六篇论说吗?

  实在,当时报纸上那种长篇累牍的论文,倒不如短小精悍的短评,易于使人动目。大概普通读报的人,一份报纸到手,翻开来最主要的是要闻与专电,其次是本埠新闻与外埠新闻,就在那时候便有一二百字短文,也连带一起读下去了。到了最后,或者读读论文,事忙的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简直乾脆不看论文。况且那时又都是文言,没有圈点,像近日的新式符号。写论文的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成了一种滥调与老套,因此人称为“报馆八股”。

  就这样,俗语说的,我就吃了报馆饭,做起新闻记者来了。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

  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便以此告诫我,他是一位好善的长者。我想:如果我的祖母在世,也许不许我就此职业。那时的清政府,也痛恨着新闻记者,称之为“斯文败类”,见之于上谕奏摺,然而我素喜弄笔,兼之好闻时事,不免便走上这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