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时报馆后,我认识了不少的友朋,除了报馆同人以外,还有许多馆外的同好,也常常到时报馆里来的。这是狄楚青本来是好客的人,而陈景韩与雷继兴,也是友朋很多,他们常常到报馆里来访问与闲谈。时报馆的主笔房,不是像后来各大报馆的严肃整齐,而却像人家里的书房一般,随便起坐谈笑的。

  有些朋友,也就喜欢跑到主笔房,但到底有些妨碍工作。而且有些新闻,报馆里往往称为独得之秘,不愿在报纸上未经披露之前泄露了出去。若是为各报馆竞争起见,还恐怕偶不留意,传到了别家报馆里去,被他们占着先鞭,这也是当时报界中的常情。

  但时报又是欢迎他这班朋友来的,因此在馆内楼上,辟出一间房子,做了一个小俱乐部,那个名字,就唤做“息楼”。起这个名的意思,无非是聊供休息所需,有许多朋友来访问、闲谈,便请在息楼里憩坐。在报馆里的同人,工作之余,也在息楼中休息一下。或有朋友见访,就可以在息楼中会客。息楼那一间房子,由报馆供给,不取租费;另雇一个茶房,专管息楼内的茶水、差遣等等,备了几份日报,供客流览,所费无多,而得益匪浅。也有朋友们在息楼里吃点心的,好在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邻近都是点心店、西餐馆,叫茶房去唤他们送来,自吃自惠钞,很多便利。

  息楼里常来的几位朋友,就记忆所及,略述数位如下:

  沈信卿,名恩孚,他是我们吴县人,是前清的举人,他现在是上海龙门师范学堂的校长,那时候,公立学堂的主持人,没有监督的名称的。龙门师范,是上海原有的龙门书院改组的,属于地方公有性质的,那时他已五十多岁了,学高望重,我们呼之为信先生,他虽是苏州人,因为他以前久居于嘉定,因此苏州人和他少亲近,而上海人和他较密迩。

  袁观澜,名希涛,宝山人,也是前清的举人,他的一位女公子,还是我的学生。他是常常到息楼来的,他一来了,我们老远就听得了他的声音,因为他声带作嘶音,而又很为响亮。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一度为教育部次长。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部教育小说,承他在教育部任上,奖给我几张奖状,无任愧感。他有两位弟弟,袁希濂、袁希洛,都是我的老友。

  黄任之,名炎培,川沙人,也是前清的举人,在息楼的三举人中,他的年纪最轻。他在家乡为了闹革命,几乎被地方官(那时松江府知府戚扬审讯)捉去被杀。他的夫人和令妹,都是我的学生,在国民党统冶时代,屡次请他出来任教育部长,他没有应允,只在上海办职业教育社。在这个时候,他正在运动几位工商家办学堂,如杨斯盛等。

  龚子英,单名一个杰字,苏州吴县人,也久居上海了,他是前清的秀才,精于算学。他们世代经营金业,在上海金业界中,亦推巨擘。那时候,他正在上海辨一个金业小学堂。他们兄弟四人,他是最小,排行第四。他的长兄龚子瑜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按买办在当时上海是尊称,后来讳言之,改称为华经理)。辛亥革命初期,曾一度为江苏财政厅长。

  林康侯,名祖溍,上海人,前清秀才,游学日本。他自称为半个苏州人,因为他的母夫人是苏州人(上述沈信卿是他的母舅),他现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校长,他的书法极好。他们是老上海的绅士阶层,他与龚子英,均在时报馆,任本埠新闻编辑。后因江苏、浙江两省,自办江浙铁路公司(沪杭铁路公司的前身),调往铁路上办事,始离新闻界。康侯的履历甚富,渐入银行界。他与我是丙子同庚,后与穆藕初等成立丙子同庚会。我写此稿时,他在香港。

  史量才,名家修,他原籍是南京人,他的父亲在上海郊原的泗泾镇开了一家米店,他就成了泗泾人了。他是杭州蚕业学校毕业生,我到时报的时候,他在高昌庙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是有许多人帮他的忙的,我也在他那个学校里当义务教师,他是天天到息楼来的一个人。辛亥革命时,他当了什么松江运副盐务事。他的接办申报馆,是张謇、赵凤昌出力最多。其人有干才,后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

  吴怀疚,他是上海人,在上海人中,开女学堂的算他最早(除了爱国女学以外),也是办得最发达的人。他所办的务本女塾,学生最多,规律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同学,还不曾流行。上海早有一个中西女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但教会气息太重,于是群趋务本女塾,他的学堂,开在西门,是华界不是租界,有许多家庭,为了要送女孩子入学,都住到西门去,以至一时蔚为风气,西门的女学堂也便多起来了。

  朱少屏,他是上海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开了一个“健行公学”,也是在西门。后来他又办了个“寰球中国学生会”,对于中国出洋留学的学生,辅助不少。在上海各文人所组织的“南社”中,他是主干。朱少屏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在国民党中,一向不甚得志。他的夫人岳麟书女士,也是我的学生。在第二次大战前,杨光泩任菲律宾总领事,朱少屏任副总领事,为了抵抗日本,均为日军所戕害。

  杨白民,上海人,住在南市的竹行衖,他也开了一个女学堂,叫做城东女学。他因为这一座房子自己的颇为宽大,不似租界里的那些衖堂房子。自已家庭也住在这里,成了个家庭女学校。学生极多,年龄不齐,幼者不过十二三岁,长者则已二十多岁了,许多太太们,就学者甚众。杨白民到息楼来,总是抓人到他城东女学去教书,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都去教过书,黄任之是基本教员,因为他的太太,即在城东当学生。记得后来当监察委员的刘三(号季平)也去教过。我也曾教过一年多吧。还有一个奇迹,吴怀疚生了五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杨白民也生了五六个女儿,也没有儿子。他们都是开女学堂的,大概拚命的在那里为自己制造女学生吧。

  杨翼之,名廷楝,他是苏州人,他从日本回来,我便认识他。自从我到时报馆后,他常来访我,便为息楼中的常客。不过他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和雷继兴等一班学习法政,都是同学。在那时候,上海的一班有志之士,号称维新党,组织所谓宪政预备会,意思是督促满清政府速行立宪,他们皆与其选。还出版了一种“宪政杂志”,大家写文章。那时候,大家还主张君主立宪的,到时报馆息楼中高谈宏论,意兴奋发,不可一世。

  管趾卿,无锡人,是上海德国人分设的西门子洋行的买办,西门子洋行,做电机生意的,在中国甚为活跃。息楼里来的人,大概都是学界人,只有他一个是“康白度”(上海洋泾滨语)。他与我们这班人连络,在营业上毫无所益。后来我子可永到德国柏林大学习电机工业(时年十四岁),又在西门子德国总厂实习,甚得管君之助。

  叶养吾,他是青浦人。青浦距上海甚近,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多。上海新闻界中,青浦人也不少。叶养吾有个兄弟,名叶石,也是同在日本留学的,也同在时报馆的。但叶养吾在日本学的是商科,进了商科大学,他家里也很有钱,预备到上海来办商业。那时日本人也都在上海办商业,叶养吾颇认得几位日本钜商,颇思与他们合作,但日本人做生意,很为精刻,没有成功。还是自己从事于电灯事业,嘉兴、绍兴,那两处的电灯厂,都由他创办的。

  扬荫孙,他是苏州人,比国大学毕业生。他原先和他的弟弟杨景森,都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被派出洋,到比利时留学,学的是银行学,回国以后,到上海来,也是息楼中的一客。后来到了北京,便入了北京的银行界。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正遇到杨荫孙也回到了上海来结婚,梅兰芳还没有到戏馆里唱打泡戏,却先为杨家婚宴上唱堂会戏了(荫孙结婚,在上海张园的安垲第),一时称盛。杨荫孙后任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我到北京时,常相过从。

  杨景森,荫孙的弟弟,他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即在上海谋事,那时美国留学回国的,已经很多了。他很聪明而好学,可惜是有病的,这病不容说,又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肺病了。那时上海报纸,也渐渐注意到外国的新闻与论说,狄楚青即请他在时报翻译此种文字,他译得极快而又极多,但报纸上容不了这许多,他心中大不高兴。他后来为中华书局编辑部请去,另外还卖文译小说。他对了一头亲事(旧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拼命勤劳的写作,虽以病躯,力疾工作。结婚以后,未及数年,病即大发,养疴于莫干山,即病殁于山上。

  此外常到息楼来的,还有夏颂来、王培孙、沈叔达、黄公续及其公子黄伯惠,(即后来接办时报馆的),更有苏州来的吴讷士常熟来的吴斯千(曾孟朴的妹婿),不能一一记忆起来了。但狄楚青的许多朋友不来,如叶誉虎、叶葵初、熊秉三以及他的弟弟狄南士,都不到息楼。更有我后来有许多南社里的朋友,也没有到息楼来,因都另有聚会之处呀。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人材荟萃之区,而我当时年青,也是一个爱好朋友的人。写此稿时,息楼里的朋友,陈景韩在上海,黄任之在北京,林康侯、黄伯惠,均在香港,余则均作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