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天民者与大人者,必有其所养。观其所养,而其所树立可知也。观其所树立,而其所养可知也。荆公之德量气节事业文章,其卓越千古也若彼,则其所以养之者必素矣,吾故于其少年时代事实之有可考者略论次焉。

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盖庆历三年由淮南判官乞假归省时作,读之而公少年之经历可概见也。诗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喋血被面无时?。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騑。

留当开尊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此不啻公二十三岁以前自述之小传也,其天性孝友之纯笃,固盎然溢于楮墨间,而所谓欲与稷契遐相希者,盖自弱冠时而所志固已立矣。

荆公之学,不闻其所师授,盖身体力行,深造而自得之。而辅仁之友,则亦有焉。今刺取集中书序往还论学言志者次录之,其于公所养,可见一斑也。

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送孙正之序)

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而为涂之人而已耶。……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者为多。(李通叔哀辞)

某愚不识事务之变,而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已也。穿贯上下,浸氵㸒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涯岸,要将一穷之而已。(上张太傅书)

方今乱俗,在学士大夫,沈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答曾子固书)

天下之变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辞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内得于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于物也。非有待于物,故其迹时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尝有悔也。若是者,岂以夫世之毁誉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而私有志焉。(答李资深书)

学足乎己,则不有知于上,必有知于下;不有传于今,必有传于后。不幸而不见知于上下,而不传于今又不传于后。古之人犹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谓知命也。命者非独贵贱死生尔,万物之废兴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答史讽书)

夫君子之学,固有志于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后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与否耳。身犹属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属于命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之说如此,而或者以为孔子之学汲汲以忧世者,惑也。惑于此而进退之行,不得于孔子者有之矣。……吾独以为圣人之心,未始有忧。有难予者曰:然则圣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初六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荣以禄者,知命也。吾虽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忧之其能合乎?……孔子所以极其说于知命不忧者,欲人知治乱有命,而进不可以苟,则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谕知命之说而不能重进退者,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爱足下之才耳。既而见足下衣烂履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丝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吾以为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学报足下。(与王逢原书)集中言论,似此者尚多,今不悉录,录其尤者,尝迹荆公一生立身事君之本末。进以礼,退以义,其蚤岁贫苦患难,曾不以撄其胸,能卓然自立,以穷极古今之学而致之用。其得君以道易天下,致命遂志而不悔。其致为臣而归,则又澹然若与世相忘。记所谓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无入而不自得者,公当之矣。及读此诸篇,然后知公之学,盖大有本原在。其大旨在知命,而又归于行法以俟命,故其生平高节畸行,乃纯任自然,非强而致。而功名事业,亦视为性分所固然,而不以一毫成败得失之见杂其间。此公之所以为公也。

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于用世,而玉蕴山辉,不能自闷,贤士大夫,稍稍知之而乐称道之。其交公最蚤者,则曾巩也。巩与欧阳修书云: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陈襄上荐士书,以之与胡瑗等并举,称其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着闻于时。皇?三年,宰臣文彦博,遂以之与韩维共荐,于是有集贤院校理之命。嘉?元年,欧阳修又以之与包拯、张环、吕公着三人共荐,称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自是徵辟屡至,然安于小吏,不肯就职,非故为恬退,亦有取于素位之义而已。

(考异一)宋史本传称曾恐携客安石文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今按此妄语也。巩上修书,有先生使河北之语,其事在庆历六年。而公之成进士,在庆历四年,且书中明有已得科名之语,则公之得第,非藉揄扬甚明。宋史开口便诬,何以示信。

(考异二)本传又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着三人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今按此又妄语也。陈襄当皇?间,已称公文辞政事,着闻于时。欧阳公亦言学问文章,知名当世。而韩维者,则文潞公以之与公同荐者也;吕公着者,又欧阳公以之与公同荐者也。然则韩吕安能重公?而公亦安藉韩吕以为重哉?夫自皇?以及熙宁二十年间,公声名满天下,若范文正公、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皆交相延誉,见于本集及其他记载者班班可考。而本传曾不道及,乃至并文欧二公之荐剡而没之,一若有损诸君子知人之明者,徒曰藉韩吕以为重而已,毁人者何所不用其极耶。吾所以哓哓辨此者,以公之名节高一世,即其没后,而反对党魁之温公,犹称道之,(见下)今如宋史所记,则一干禄无耻之小人,而其居恒所谓知命守道者,皆饰说以欺人矣,此大有玷于公之人格,虽欲勿辨,乌得已也。

(考异三)荆公少年,交友甚少,曾子固称其不愿知于人,而公答孙少述书,亦言“某天禀疏介,生平所得,数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数人,复欲强数,指不可诎。”由此观之,公之寡交可见。而俗史乃有公与濂溪交涉一事,是又不可以不辨。罗景纶鹤林玉露云: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诸六经乎?乃不复见。度正撰周濂溪年谱云:嘉?五年,先生年四十四,东归时,王介甫为江东提点刑狱,年三十九,已号通儒。先生遇之,与语连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寝食。(此说本邢恕,恕程氏门人也。)今按此两说者,一言不见,一言已见,既相矛盾,岂荆公少年即既恚其不得见,及至至四十,又及其门而求见耶?抑濂溪始焉三辞之不见,而继焉且复自往见之耶?一何可笑。不知两说皆妄也。考濂溪不过长荆公五岁,以为少年,则俱少年耳,即云荆公求友心切,亟欲见濂溪,而濂溪以彼此同在求学之时,何得妄自尊大若此。岂孔子之与孺悲耶?且濂溪既未见荆公,以一向学之少年,何由望名刺而知其不可与语?濂溪果如此,尚得为人耶?况按诸两家年谱,盖终身无从有遇合之地。濂溪以天禧元年生道州,天圣九年,年十五,父卒,从母入京师依舅氏,则自十五以前,皆在道州也。景祐四年,母卒,葬润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荆公生天禧五年,幼随父宦韶州,其忆昨书曰:丙子从亲走京国,则年十六也。明年亲作建昌吏,则年十七至江宁矣。宝元二年,父卒,在江宁居丧,诗所谓三年厌食钟山薇也。庆历二年,年二十二,成进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宁。是二人当少年时,未尝一日相值,罗氏之说,从何而来?嘉祐三年,荆公自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于是年六月解合州签事归京师,则荆公已去江东,而年亦四十矣,以为二人相遇于江东,其年与地皆不合,而刑氏、度氏之说,从何而来?彼讲学之徒之造为此说者,欲借荆公以重濂溪耳。若夫濂溪之见不见,则何足为荆公轻重?而吾犹辨之不惮词费者,凡以见当时之所以诬诋荆公者,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响之事,而言之若凿凿焉,则其他之不可信,皆类是矣;而真事实之被抹煞而不可见者,又何限哉。

【译文】

古代的贤人和大人,必定有他们成长的过程。观察他们的成长,就知道他们的成就;看他们的成就,就知道他们的成长过程。王安石这品德度量气节事业和文采,可以说是卓越千古,他的成长过程肯定是洁白无瑕的。我在这里针对他少年时代可以考证的事实略论述一番。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大概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由淮南判官告假回家省亲时所作,读这首诗则可以大概看出他少年时的经历。诗中写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 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攀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 骖。

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不过是王安石二十三岁之前自述的小传。他天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淳朴笃实,很明显地表现在笔墨之间,而从“欲与稷契遐相希”这句,可以看出他刚成年就已经确立了远大的志向。

王安石的学识,没有听说他师从于谁,大概是身体力行,潜心研习而自觉而成的。而培养他仁德的朋友,也是有的。这里选取他集中书信往来谈论学问和志向的内容依次摘录在下面,这对王安石的成长,可见一斑。

君子之中有穷困潦倒的,但却不肯因为一时的失意而批评自己以顺从流俗,不以当世一时的奸恶而排斥道义,因而他们一旦因君主的赏识而得志,就会变更时尚以趋向于圣人之道,易如反掌,因为他的道术是平素已经修习好了的,而他的志向也是早已树立的。

我的才能和性情天生就比古人差,而学习又不用功,又没有朋友相互促进以进入道德之途,我难道要成为平庸的人吗? 自从我认识了李通叔之后才知道圣人的门户是可以进入的,这不仅是从他的言语中有所得,而且从他的行为中更学到了很多。

我愚笨不知道事情的变化,而只相信古人。闻说古代有尧、舜,他们的道是中正之道,是永久的准则。得到他们的书,闭门而读,自己忘记了忧伤和快乐。上下融会贯通,内容都被浸透,小到无法分割,大到无边无际,将一切都蕴涵其中。(《上张太傅书))

当今搅乱风俗的,是士大夫们,深深地浸染在利欲之中,他们用言语相互推崇,不知自爱自重罢了。(《答曾子固书》)

天下的变故多了,而古代的君子,接受和取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都在内心里有思虑和预见,然后来适应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任其发展,受客观事物的摆布。对事物的发展没有预见,因而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值得怀疑;对事物的发展有预见,那幺他的心中就不会有后悔。如果像这样,怎幺可以用世俗的毁誉来衡量他们的心胸呢?而我还到不了这种高度,而只是自己有点志向而已。

学问如果已经足够了,那幺不被上面的人所知道,也会被居于下位的人知道;不在现在传播开来,也会传布于后代。如果不幸不被居于上位和下位的人所了解,又不传播于今天和后世,古代的人也不会遗憾。知道我的难道是天吗?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知天命。命数,并不仅仅是富贵贫贱生死的事,一切事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数。孟子说:“君子按法行事而等待命数罢了。”

固然君子在学习时,志在天下,可是应该先是我自己然后推及他人,我自身修养好了,他人能否治理好,此系我的志向能否实现了。自身修养尚且属于天命注定,天下的治理,难道可以不属于天命注定吗?孔子说:“不知天命,不能成其为君子。”又说:“道义将要施行于天下是命定的;道义将废弃于天下,也是命定的。”孔子的说法是这样,有的人以为孔子为学的目的是急迫忧虑如何改造当世,真是迷惑呀。对此有疑惑因而进退的举动,就不能从孔子那儿学到,所以就有孔子自身不暇暖席的说法。我偏偏认为圣人的内心,并没有为当世担忧。有人非难我说:“可是这样就是圣人忘却天下了。”回答说:“这是不忘却天下呀。”《否》象说:“君子靠俭德来避开乱世,不能靠禄位来显身。”“初六”爻辞说:“拔茅而食,因其合己类。占卜,吉利。”象上说:“拔茅占卜吉利。固其志向在君那儿。”志向在君主,是不忘天下啊,不能得禄位显达,是知天命啊。我虽然不忘天下,而命运不一定满足我的心愿,我担忧天下难道就能合乎我的心愿了吗?

孔子之所以极力地说明知天命不忧的原因,是想使人明白治世乱世自有天命,而进仕不可以勉强,那幺先王的治国之道就能得以伸张了。世上有能够知晓天命的道理,却不能看重进退原则的人,正是由于他们能有足够才智知晓,却没有仁德来抱守。开始得到足下的文章 ,特别偏爱你的才气。后来又看到足下衣衫褴褛,坐下交谈,却从没说过自己的穷困,退下来询问足下,得知您终年不能吃到荤腥,却丝毫不肯妄自卖身求荣。世上像足下这样卓然自立的人有几个呢?正是我所谓才智能达到知天命,仁德又足以操守的人,所以我以自己学到的东西告慰足下。(《与王逢原书》)

集中的言论,像这样的还很多,这里就不都抄录,只抄录其中突出的几段。这里记述王安石一生安身立命,辅助君王的大事小情,以礼为进,以义为退。他早年的贫苦和所遭受的艰难,都不曾扰乱他的心志,能突出自立于世,穷尽古今的学问而用于实际。他遇到君主而能以道来改变天下,拼死去实现志向而无悔。等他退出执政,则又恬静地似乎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记述他在职时的事,没有什幺奢求,没有功绩也没有自鸣得意,王安石当之无愧。读了这些文章 ,就会了解王安石的学问是有根源的,主要的是他了解自己的命运,而又始终以法行事而听天由命,因而他生平有着高尚的节操、非凡的行为,是绝对随其自然,不是强求而达到的。他对功名事业,也都看做天性的必然结果,中间不掺杂一丝一毫成败得失的成见,这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坚守道义而自重,不汲汲于为世所用,而有玉之山自然生辉,自己无法掩盖,贤士大夫,渐渐了解他而称赞他。与他交往最早的是曾巩,曾巩曾写信给欧阳修说:

我有一朋友叫王安石,他的文章 写得很好,同行都称赞他的文章 。他虽然已经有了科名,可现在知道他的还很少。他很自重,不愿被人知道,然而像这样的人,古今不多。现在所急需的人才,即使少了千万个平常的人也没有关系,而王安石是不能少的。

陈襄《上荐士书》中,将王安石与胡瑗等人一同推举,称赞他的才气性格贤明,特别爱好古文字,他的文章 和政绩,早已为世人所知。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宰相文彦博,将他与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又将他和包拯、张瓌、吕公着三人一同荐举,称赞他的学问和文章 ,知名于当世,坚守道义不苟且,自重,论事通达明了,还有治世的才干,是用在任何地方都很得当的人才。从此以后征召多次到来,而他安于做一个小吏,不肯去就职,并不是故意做出恬退的样子,也是想把现在职位上的事情做好。

(考异一)《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曾巩曾拿着王安石的文章 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王安石传扬名声,提拔为进士的上等。现在查来这是虚妄不实的假话。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出使河北的话,这事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况且信中明明有已得科名的话,那幺王安石得进士并不是欧阳修给扬名的结果,这是很明确的。《宋史》开口就诬陷,凭什幺来取信于人呢?

(考异二)《宋史》王安石传中又说:王安石本是楚地人,朝廷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都是大家族,他想借此提高自己,于是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着三个深交,三人称赞他,他的名声才开始大起来。现在查这话也是虚妄的假话。陈襄在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1054年),就已经开始称赞王安石的文章 和政绩,当时已名扬于世。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文章 知名于世。而韩维,是文潞公将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着,也是欧阳修将他与王安石一起推荐的。然而韩、吕怎幺能提升王安石的名望呢?自皇祐到熙宁二十年之间,王安石声满天下,像范文正、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等人都和王安石相互传名,在王安石的集中以及其他的记载中都是可以考证的,而《宋史》他的本传中不曾提到,甚至把文彦博、欧阳修二人的荐举的事给删除了,似乎这有损于这些君子的知人之明,只说王安石借韩、吕来抬高自己,诋毁人怎幺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呢?我之所以要啰啰唆唆地辨别这些,因为王安石的声名节操在他去世后,反对他的人中首要人物欧阳修,还仍称赞他(见下文),现在按《宋史》所记载,则王安石是一个追求禄位的无耻小人,而他所谓的知晓天命、坚守道义,都是修饰自己来欺骗别人而已。这大大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即使我不想分辨,也不能停止啊!

(考异三)王安石少年时,交友很少,曾巩说他不愿被人所知,而王安石《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生迂阔耿直,生平所得的朋友中,只有几个人而已,您本来就知道。将这几个人非要数一数,连十个手指都用不完。”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友很少。俗史中有王安石与周敦颐交往的事,这又是不能不辩解的。罗景纶《鹤林玉露》中说,王安石少年时,是不可一世之士,独自一人去拜访周敦颐,三次上门而三次被拒绝。王安石愤恨地说“我难道不能自己弄通六经吗?”于是不再去拜见。度正写的《周濂溪年谱》中说: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周敦颐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做江东提点弄狱,三十九岁,已经被称为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周敦颐见到他,与他日夜交谈。王安石退下后细想,以至于忘记吃饭和睡觉(这种说法源于邢恕的书,而邢恕是程氏门人)。现在考察这两种说法,一种说没有见,一种说法是见到了,很是矛盾,难道王安石年青时愤恨不能见到周敦颐,等到四十岁时,又到他的门上去求见吗?还是周敦颐开始时三次拒绝不见,而后来又自己去见王安石呢?是多幺可笑,其实是不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假的。考察一下就知道周敦颐只比王安石大五岁,一个年少,另一个也处在年少时;即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急着见到周敦颐,而周敦颐在两个人都求学的时候,怎幺能这样妄自尊大呢?这不是孔子和儒学的悲哀吗?况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过王安石,凭一个求学的少年,他怎幺能只看一看名帖就知道不能和他讲话呢?周敦颐如果真是这样,还怎幺做人呢?况且按两家的年谱来查,他们终身都没有处在一地的机会。 周敦颐在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生于道州,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去世,跟着母亲进京投靠舅舅,那幺在他十五岁之前,都在道州。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母亲去世,葬在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二十四岁,做洪州分宁县的主簿,才开始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小时随父亲做官在韶州,他的《忆昨》信中说:“丙子年跟父亲去京城”,那时他十六岁。“第二年父亲当了建昌的官吏”,这时他十七岁已经到了江宁。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他诗中所说的“三年吃够了钟山的野菜”就是指这时。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在淮南做官,而周敦颐在这两年前已经到了分宁。这样说来这两人在少年时,没有一天是在一个地方的。罗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移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他三十九岁。五年五月,被召进京做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年的六月离开合州签事的职位回京,这时王安石已经又去了江东,而年龄也四十岁了。认为他们在江东相遇,年龄和地点都不相合。而刑氏度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讲学的人伪造这些说法,是想借王安石而提高周敦颐罢了。像当初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又有什幺轻重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怕费词句而申辩,只是想说明当时有人肆无忌惮地用来诋毁王安石的,都是些毫无影响的小事,而他们说起来就和真的一样,而其他不可信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煞而不被后人知道的,又何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