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外婆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于第二年甲午(一八九四)的上半年回家里来了。鲁迅一回来,就往三味书屋寿家上学去了,这大约是在端午节吧,他是在这以前就已在那里读书了,记得初去的时候,还特地花了两块钱,买了一顶两只抽屉的书桌,这个我还记得很是清楚。后来关于这书桌流传有许多神话,说这桌子是楠木的啰,又说鲁迅因为要立志不迟到,在桌面刻有一个“早”字啰,这些话我却是不知道的了。至于我自己,到三味书屋去大概是第二年乙未的正月,不过这却不能确定了。我在癸巳年避难以前,曾经在“厅房”——大厅西偏的小书房里,同了庶出的叔父伯升,读过半年的书。伯升是跟着祖父从北京回来的,本来应当叫作“仲升”,但是因为北京音读“仲升”与“众生”相同,这两个字本来自从佛经用起头,只当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讲,别无什么恶意,但是后来用称牲畜,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用,硬要改号伯升。这本来也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小孩们的看法却是不同,以为他行第二而要称伯,未免有僭越之感,因此背地里故意叫他做仲升。不过这位伯升先生事实上乃是极和气的人,虽然是庶出却不是姨太太的一党,对于祖母特别恭而有礼,待我们年纪比他小的侄儿也平易亲近,癸巳上半年我便同他两个人在厅房里读书,以后在南京学堂里同学,可以用了亲历的事实保证的。在厅房里就只请了一个同族的叔辈做先生,他本身只是个文童,始终没有考进“秀才”,没有什么本事,可喜也并不严厉,因此也少来管束我们,我至今记不起在他手里读了些什么,事实上我那时《中庸》还未读了呢。因此我所记得的便是在厅房的一间小花园玩耍的事情,那里有一株月桂,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继续开花,一株罗汉松,一株茶花,其余有木瓜枇杷,树阴底下还有秋海棠之类,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所注意的,我最记得的乃是罗汉松树根下所埋着的两只“荫缸”。这乃是不大不小的缸,埋在土里,缸里盛着水,这水不是清澈的雨水,却是不知经历几多年的青黑色的水,里边积存腐烂的树叶大半缸,这是我们亲手淘过,所以知道的。说也奇怪,我们托词读书,躲在厅房里边,关上了门,却终日在园里淘那两只水缸,将里边的树叶瓦砾清理出来,居然没有中什么毒,连在预料中的蜈蚣毒蛇癞虾蟆之属,也一只都没有碰见过,真是奇事。那位文童先生平常也就只是早晚来到一遍,虚应故事罢了,我们并不怕他,虽然后来出外就馆,说是出外也就只是在本县的乡下,却忽然暴虐起来,据说曾经用竹枝抽打学生之后,再拿擦牙齿的盐来擦上,用了做腊鸭的法子整治学生,学生当然是受不了的,结果是被辞了馆完事。又有一个塾师,将学生的耳朵夹在门缝里,用力的夹,这是用轧胡桃的方法引申出来的,却不能确说是否他的故事了。我们在厅房里游嬉,那时亏得他还没有变得这样严厉,但是祖父知道了怎么样呢?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乃是伯升叔,有他在里边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是不要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