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的显现出来,在我们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得什么东西。因此大家都想改良环境,来做这个运动。壬寅冬天总办换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两江总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觉得这是一条出路,我便同了胡鼎,张鹏,李昭文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了毕业生去,这计画也完全失败了。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想太高,官僚也于改革缺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

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说他在水师学堂过了几个月,觉得住不下去,说明理由道: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这乌烟瘴气的具体的例,可以我的壬寅(一九〇二)年中所记的两件事作为说明,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时代的事情。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停止其春间所加给的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秦毓鎏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了。可是这不但总办有这样威势,就是监督也是着实厉害,或者因为是本家的缘故,所以更加关心也说不定。《朝花夕拾》里记有一段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这位本家的老辈便是管轮堂的监督椒生公,他是道学家兼是道教的信徒,每天早上在吃过稀饭之后要去净室里朗诵几遍《太上感应篇》的。他有一回看见我寄给鲁迅的信,外面只写着公元的年月,便大加申斥,说是“无君无父”,这就可以见一斑了。

但是不平和风潮的发现,并不是在方硕辅时代,而是在黎锦彝新接任的这一个月里,这虽似乎是偶然的矛盾,却是有时势的因缘在里面的。当时讲维新,还只有看报,而那时最为流行的是《苏报》,《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接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这时候新总办到来,两堂的监督都已换了人,驾驶堂的姓詹,管轮堂的姓唐,椒生公则退回去单做国文教习,虽然没有新气象,却也并不怎么样坏。我们四个人——即我和胡鼎,江际澄,李昭文的小组,可是觉得水师学堂是太寂寞了,想响应《苏报》,办法是报告内情,写信给报馆去。内容无非说学生的不满意,也顺便报告些学堂的情形,却是很幼稚的说法,如说管轮堂监督姓唐的绰号“糖菩萨”,驾驶堂的姓詹,绰号就叫“沾不得”,这些都没有什么恶意,其重要的大约还是说班级间的不平,这事深为老班学生所痛恨。这是四月中间的事,到了四月廿八日学堂遂迫令胡鼎退学,表面理由是因为他做“颖考叔茅焦论”,痛骂西太后,为大不敬,以禀制台相恫吓,未几胡君遂去水师,转到陆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