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北京考试的成绩都是及格的,那么就算是考取了,在派遣出国以前暂时仍旧在学堂里居住。这一群人中间差不多有一大半是本地人,他们乐得回家去,剩下来的也只有十一二人了,不过人数虽少,在学堂方面应付也颇有困难,因为他们虽是旧学生,却又大半算是已经脱离了,把他们放在宿舍里,和别的学生在一起,管理上不免有些不大方便。这大概是黄老师的计画吧,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是请这班仁兄们住到鱼雷堂里去。鱼雷班停办已经很久,几间宿舍本来空闲着,又远在校内西北角,与各处都有相当距离,在种种方面是再也适当不过的了。那是向东开门的一个狭长院子,我住在内院朝南靠西的一间里,东邻是谁已记不得了,对面朝北的两间中间打通,南边又有窗门,算是最好的房间,为徐公岐所得,与其他两人共住,但因为稍为宽畅,也被指定为吃饭的地方,一天三次难免有些烦扰。外院即迤东的院子里房屋大抵与内院相同,如何分配居住,不知怎的全不清楚了,只是由宿舍拨来的听差也即是徐公岐原来所用的王福住在那里,那总是确实的。这里与管轮堂等的宿舍不同,没有走廊,所以下雨时候稍感困难,不但是小便时要走一段湿路,而且檐溜直落到窗门前面来,也是很忧郁的。鱼雷堂在学堂西路的西北角,厨房则在于东路的中间靠东,冬天雨夹雪的时候从那边送饭菜过来,总是冷冰冰的,这多少是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则因为环境特别,好处很多,寄住在那里的两三个月的光阴可以说是很愉快的了。

住在鱼雷堂的几个人因为是学生,所以仍是学生待遇,照旧领取赡银,但一方面又有点不是了,没有功课,也没有监督,出入也不必告假,晚上也不点名了。可是他们也还能自肃,那种滥用自由,夜游不归的人始终没有,虽然或者打小牌是难免的。从前头班学生夜半在宿舍里打牌,窗上挂了被单,廊下布置巡风的事是有过的,这下一班的人是反对他们这样的行动,所以自己不肯再犯,但是搬到这幽僻的地域来了之后,不免似乎受了暗示,有点技痒起来,在徐公岐的房里便有时要打起麻将来,这差不多是半公开的了,所以也没有那些巡风等的勾当。好在当时有一种不文律,或者是有过这样的命令也未可知,在堂学生都不到鱼雷堂里来,所以也不至于有什么坏影响。丙午(一九〇六)新年过去不久之后,有几个同学缺少零用,走去找黄老师借支赡银,他听了微笑说道:

“以前发钱不久,输去了么?”大家也只一笑,仍旧借了两三元回来,其实他是在说玩笑话,这里是不曾有过什么输赢的。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只记得右边大腿上长了一个疮,这并不很深,但是椭圆形的有一寸来长,没有地方去找医生,便用土医方,将同仁堂的万应锭,用醋来磨了,摊在油纸上贴着,这样的弄了一两月才算好了,但是把一条衬袴都染了脓血,搞得不成样子了。此外一件事,是半做半偷的写了一篇文言小说,——为什么说“偷”的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我当初执笔,原想自己来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长大了之后,却没有办法再写下去,结果只好借用雨果——当时称为嚣俄,因为在梁任公的《新小说》上介绍以后,大大的有名,我们也购求来了一部八大册的英译选集,长篇巨著啃不动,便把他的一篇顶短的短篇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故事讲一个孤儿,从小贫苦,藏身土穴,乞讨为活,及长偶为窃盗,入狱作苦工,因为袒护同监的犯人,将看守长杀死,被处死刑,临死将所余的一点钱捐了出来,说道:“为彼孤儿。”这里明明是说的外国事情,因为其时还没有什么孤儿院的设备,不过那是只好不管,抄的乃是人家的“刊文”嘛。原本前一半却是苦心的做了,说到那土穴的确用了点描写的工夫,可惜原书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来抄录了,只是有蛇在草间蜿蜒自去,却拉扯到“天可见怜,蛇虫也不见害”,未免有点幼稚可笑了。书名是“孤儿记”,有两万多字,卖给上海小说林书店,为“小本小说”的第一册,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除在南京买了一只帆布制的大提包以外,做了我后来回乡去的旅费,输给徐公岐他们的大概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