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伏见馆住了下来之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其次是预备办文艺杂志的事情,不过那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是在短时间所能完成的。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留学生会馆是一所洋房,在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上,这是本乡与神田两区的交界处,那时我们住在本乡的汤岛,靠近“御茶水桥”,一过桥就是神田的甲贺町,桥旁右折即是骏河台了。所以从下宿去上课,倒是极近便的,走了去至多只花十分钟左右罢了,但是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这于我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只是偶然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买过一两册西书而已。这种情形一直继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时为止。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若是要进大学本科另有一种豫科,学习普通中学课程,须三年工夫才能毕业。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在校里遇到事务员,说你要不是为了迟到缺考一门功课,怕不是第一么?很替我可惜,但是这却省得我好些麻烦,不必去当同班的代表,去致毕业式的答辞,只领到学校所发给的一本奖品日本译的《伊索寓言》就算完事了。我这样说,好像是在同班里自己是怎么了不得的样子,这当然不是的,但事实上的确有些怪人,说来像是笑话,却是实在的事情。有一个英文教员姓风见,年纪五十来岁,看样子似乎是很神经质的,教学生拼法,说ba——赔,学生跟不上,说错了,也是有的,总不会差得很远。可是班里有一位仁兄,却错得很离奇,不是说ba——罗,便是说ba——歪,先生以为是故意开玩笑,气得个不亦乐乎,而那位仁兄却是神气坦然,一点都没有捣乱的模样。风见先生终于因此辞职了,换了一位教日文的兼任,这位先生的对付的方法很好,毫不生气,于是结果成功了。他只是一味的镇静,说道:“不是的,不是罗。ba是赔。”如果学生这回说是歪,他便说道:“不是的,也不是歪。ba是赔。”他不厌其烦的回答,听着的人觉得十分好笑,但是奏了效,那位有特别拼法的人也逐渐会得学说普通的拼法了。这种怪人怪事,我以后也没有遇见过,但那时读书人初次从书房里解放出来,与外边的事情相接触,便会现出类似的情形来。鲁迅当时形容他们,常与许寿裳骂“眼睛石硬”,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到了近几十年来,这似乎已过了时,说起来有点不尽可信了,辛亥革命以来这五十年间,社会情形确实改变了不少,这是很好的事情,虽然在讲故事的时候要多费一点事,需要些多余的说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