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竹町在顺天堂病院的右侧,中越馆又在路右,讲起方向来,大概是坐北朝南吧。我们的住房是在楼下,大小两间,大的十席,朝西有一个纸窗,小的六席,纸门都南向,要比下宿的普通房间为宽大。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边又有一个曲尺形的一个天井,有些树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户在夏天也并不觉得西晒。这是一家住家,有房间出租给人,只因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方面一定要以下宿营业论,所以后来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主人的二房东是一个老太婆,带了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一间屋里,西边的两大间和楼上一间都租给人住,地点很是清静,没有左右邻居,可是房饭钱比较贵,吃食却很坏。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许,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很可以吃,但是煮得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我们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盐牛肉来补充。那老太婆赚钱很凶,但是很守旧规矩,走进屋里拿开水壶或是洋灯来的时候,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这种爬走便很为鲁迅所不喜欢,可是也无可奈何她。那小女儿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生,放学回来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觉,到了十点钟左右,老太婆总要硬把她叫醒,说道:

“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其实她本来是睡着了的,却被叫醒了来听她的训诲,这也是我们所讨厌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连听也不大听见,还是继续她的甜睡,这事情也就算完了。

这下宿因为客人少,所以这一方面别无什么问题。楼上的房客是但焘,后来也是政治界的名人,但他是很安静的,虽然他的同乡刘麻子(本名是刘成禺,可是刘麻子的名字却更为人所知)从美国回来,在他那里住了些时,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刘麻子外出,晚上没有回来,大门就关上了,次早房东起来看时,门已大开,吓了一跳,以为是着了贼,可是东西并没有什么缺少,走到楼上一看,只见刘麻子高卧未醒,元来是他夜里回来并未叫门,不知怎么弄开了就一直上楼去了。又有一次,刘麻子拿着梳子梳发,奔向壁间所挂的镜面前去,把放在中间的火钵踢翻了,并不返顾一下,还自在那里理他的头发,由老太婆赶去收拾,虽然烧坏了席子,总算没有烧了起来。不久他离开中越馆,大概又往美国去了吧,于是这里边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复了。

在中越馆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是房东的兄弟还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着,盖着一点薄被,到下午便不见了。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那时听见老头儿回来了,一进门老太婆便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得奇怪,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队瞭望台的值夜班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到半夜吧。

大概因为这里比普通的下宿较为方便的缘故,所以来访的人也多一点了,主要是因安庆事件而亡命来日本的几个同乡,便是陶焕卿和龚未生,他们常是一起来的,陈子英,陶望潮是东湖时代的学生,但因年龄关系,还只能算是朋友,因为他只比我小三四岁罢了。其中最常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的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谈到吃饭的时候,假如主人在抽斗里有钱,便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燕菜,他也只当作粉条喝了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来搜查,这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元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道:“要封一个么?”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