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大约是在戊申(一九〇八)年的初冬,我们刚搬家到波十九号,就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这时幸而已经搬了家,若是在伍合,就有点不好办了。这客人乃是夫妇两位,大概是鲁迅认识的人,所以他只好将房子让出来,请他们暂住,自己归并到许季茀的这边来,变成三个人共住一间八席的房间,虽然不算很挤,已经足够不方便的了。这人便是蒋抑卮,名曰鸿林,本身是个秀才,很读些古书以及讲时务的新书,思想很是开通,他这回到东京来,乃是为的是医病,他的耳朵里有什么毛病,那时在国内没有办法,所以出国来请教专家的。他要在东京居住相当长久的时候,预备租借房子,但是一时找不着,而且这又有条件,便是非在近地不可,因为他们二人且不懂日本话的,诸事要别人招呼,不能住在远隔的地方。但是过了不久,大概也就是两三个礼拜吧,托了出入的商人打听,也在西片町十号,离波之十九相去不很远的地方,找到一所房子,就迁移过去了。白天里由他夫人同下女看家,他自己便跑到这边来谈天,因为人颇通达,所以和鲁迅很谈得来,我那时只是在旁听着罢了。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画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

蒋抑卮的上代是绍兴人,似乎他的父亲也还是的,少年时代很是贫穷,常背负布匹包裹,串门做生意,由此起家,开设绸缎庄,到了蒋抑卮的时代,兼做银行生意,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个股东了。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钱”(即是“给他钱”的绍兴话,是他原来的口气)就行了吧,鲁迅因此给他起绰号曰“拨伊铜钱”,但这里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来,做一个“表德”罢了。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这里他只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了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久他与医生接洽好了,这自然也是鲁迅一手代他翻译经理的,进了耳鼻咽喉的专门医院,要开刀医治耳疾了。院长本是鼎鼎大名的博士,不知为什么会得疏忽,竟因手术而引起了丹毒,这不得不说是大夫的责任。丹毒的热发的很高,病人时说胡话,病情似颇危险,时常找鲁迅说话,说日本人嫉妒中国有他那么的人,蓄意叫医生谋害,叫鲁迅给他记着,由此可知他平常自己看得甚是了不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在呓语里也说到我,说启明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鹤似的,这似乎未必十分正确,我只是不善应酬,比较沉默,但在形迹上便似乎是高傲,这本来是我所最为不敢的。后来鲁迅便给我加上一个绰号,平常他喜欢给人起诨名,有些是很巧妙的,如上文所说的“拨伊铜钱”,但这回只是把鹤字读成日本话,称作“都路”(Tsuru),我从前有一个时候,为上海《亦报》写文章,也用过“鹤生”这笔名,即是从这个故典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