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且不说大局,只就浙江来看,军政府的都督要捧一个汤寿潜出来,这人最是滑头,善于做官,有一个时候蒋观云批评他最妙,他说,蛰仙的手段很高,他高谈阔论一顿,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及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回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的提高了。后来他升任临时政府的交通部长,后任有陶成章的呼声,可是为陈英士所忌,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终于壬子一月十三日为刺客所暗杀。陶焕卿是个革命勇士,他的联络草泽英雄,和要使天下人都有饭吃的主张,确是令人佩服,但看去仿佛有点可怕,似乎是明太祖一流人物,所以章太炎尝戏呼为“焕皇帝”,或“焕强盗”,鲁迅也曾同许季茀评论他道:“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虽然如此,可是同盟会人那样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必等二次革命的失败,就可知道民军方面的不成了。不过那也是关于本省大局的事,我们不去管它,单说绍兴本地,而且只是教育文化一面的事情也罢。

说到绍兴教育界的情形,其实也未必比别处特别坏,不过说好那也是不然。大约在光绪末年的乙巳年间吧,他们请蔡孑民去办学务公所,蔡君便托封燮臣来叫我,去帮他的忙,我因为不愿意休学,谢绝了他,可是没有多久,蔡君自己也就被人赶走了。这为什么缘故呢?那时学务公所是当地最肥的缺,有每月三十元的薪水,想谋这缺的人多了,所以就是蔡孑民也不能安坐这把交椅了。自从“桃偶尽登场”以后,这情形自然就更糟了。应运而生的“自由党”做了教育科长,其余人物也是一丘之貉,鲁迅那三首诗的后面所说那几句幽默话,即是他们的典故。什么“大鉴定家”啦,什么“天下仰望已久”啦,都是朱又溪平常恭维人的话,据蔡谷卿传说,在绍兴初办警察局(还在前清时代)的时候,他致辞道: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放,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酷儒莠书,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杭州警察,腐败不堪。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便是桃偶已经登场,鲁迅还没有到南京教育部去的时候,我写了那篇《望越篇》,在报上(或是《民兴报》,但总之不是《越铎》)发表,因为留着草稿,上边有鲁迅修改的笔迹,所以略可推测这篇文章的年月。今将全文录存于后: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俔俔,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於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为之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於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寻,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

两相比较,相去天壤。”这比孙德卿的演说,在胡乱说了一番之后,突然的说:“那么(读作难末,意思是‘如今’)警察局万岁!”便收了场,虽是也觉得可笑,却显得性格善良,没有那种恶劣气了。

“绍兴警察,十分整顿。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能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

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但这正是当时情势的反映,也是一种资料,所以抄录在这里。在那时候所写的文言的文章也只难得的保存了这一篇,抄下来重看一遍,五十年漫长的光阴,却一眨眼间便已在这中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