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第二位的名人乃是陈独秀。他是蔡孑民长校以后所聘的文科学长,大约当初也认识吧,但是他进北大去据说是由于沈君默(当时他不叫尹默,后来因为有人名沈默君,所以他把口字去了,改作尹默,老朋友叫他却仍然是君默,他也不得不答应)的推荐,其时他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派的名士而已,看早期的《青年杂志》当可明了,及至杂志改称“新青年”,大概在民六这一年里逐渐有新的发展,胡适之在美国,刘半农在上海,校内则有钱玄同,起而响应,由文体改革进而为对于旧思想之攻击,便造成所谓文学革命的运动。到了学年开始,胡适之刘半农都来北大任教,于是《新青年》的阵容愈加完整,而且这与北大也就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了。但是月刊的效力还觉得是缓慢,何况《新青年》又并不能按时每月出版,所以大家商量再来办一个周刊之类的东西,可以更为灵活方便一点。这事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在民七(一九一八)的冬天筹备起来,在日记上找到这一点记录:

“十一月廿七日,晴。上午往校,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十二月十四日出版,任月助刊资三元。”那时与会的人记不得了,主要的是陈独秀,李守常,胡适之等人。结果是十四日来不及出,延期至廿一日方才出第一号,也是印刷得很不整齐。当初我做了一篇《人的文学》,送给《每周评论》,得独秀覆信云: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胡同访仲甫,一切尚好,唯因粗食故胃肠受病。”在这以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纪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暂由李守常胡适之主持,二人本来是薰莸异器,合作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没有别的办法。日记上说:

“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唯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阑,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十四日。”我接到此信,改写《平民的文学》与《论黑幕》二文,先后在第四五两期上发表。随后接连地遇见“五四”和“六三”两次风潮,《每周评论》着实发挥了实力,其间以独秀守常之力为多,但是北洋的反动派却总是对于独秀眈眈虎视,欲得而甘心,六月十二日独秀在东安市场散放传单,遂被警厅逮捕,拘押了起来。日记上说:

“六月廿三日,晴。下午七时至六味斋,适之招饮,同席十二人,共议《每周评论》善后事,十时散。”来客不大记得了,商议的结果大约也只是维持现状,由守常适之共任编辑,生气虎虎的《每周评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有几期里大幅的登载学术讲演,此外胡适之的有名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议论恐怕也是在这上边发表的。但是反动派还不甘心,在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每周评论》终于在八月三十日被迫停刊了,总共出了三十六期。《新青年》的事情以后仍归独秀去办,日记上记有这一节话: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至警厅,以北大代表名义访问仲甫,不得见。”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狱。

“十月五日,晴。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所著《实验主义》一册。”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个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加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