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来写马家列传了。在北大的虽然只有两位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个,不过后来留存的只是五人,我都见到过,而且也都相当的熟识。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个儿子,时常在九先生那里见着,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本来他们各有一套标准的名号,很是整齐,大约还是他们老太爷给定下来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鉴,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绳甫,后来曾一度出家,因改号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应是个单名,字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换掉了,大约也在考取“百名师范”,往日本留学去的时候吧。不晓得他的师范是哪一门,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传授的文字学的音韵部分,和钱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样。他进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长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边,与北大共始终,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学校迁往长沙随后又至昆明,他没有跟了去,学校方面承认几个教员有困难的不能离开北京,名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马幼渔,孟心史,冯汉叔和我,由学校每月给予留京津贴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与冯孟两位却已去世了。

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乎是马氏弟兄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傍听微笑而已。但有时迹近戏弄的也不赞成,有一次刘半农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样和他开玩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信面上写作“鄞县马厩”,主人见了艴然不悦,这其实要怪刘博士的过于轻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见了女学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时的那种客气和不客气的态度都没有用处。现在来讲这种轶事,似乎对于故人有点不敬的意思,其实是并不然的,这便是说他有特别的一样脾气,便是所谓誉妻癖。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寻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时,总是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那毕竟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他有一个时候曾在女师大或者还是女高师兼课,上课的时候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

“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他有点为难,大概只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来,模胡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即如那捣乱的学生就是那有名的黄瑞筠,当时在场的她的同学后来出嫁之后讲给她的“先生”听,我又是从那里转听来的,所以虽然是间接得来,但是这故事的真实性是十分可靠的。——说到这里,联想所及不禁笔又要岔了开去,来记刘半农的一件轶事了。这些如教古旧的道学家看来,就是“谈人闺阃”,是很缺德的事,其实讲这故事其目的乃是来表彰他,所以乃是当作一件盛德事来讲的。当初刘半农从上海来北京,虽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传来的“才子佳人”的思想还是存在,时常在谈话中间要透露出来,仿佛有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讽刺,将他的号改成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余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半农禁不起朋友们的攻击,逐渐放弃了这种旧感情和思想,后来出洋留学,受了西欧尊重女性的教训,更是显著的有了转变了。归国后参加《语丝》的工作,及张作霖入关,《语丝》被禁,我们两人暂避在一个日本武人的家里,半农有《记砚兄之称》一小文记其事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我所说的便是躲在菜厂胡同的事,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刘胡二博士虽是品质不一样,但是在不忘故剑这一点上,却是足以令人钦佩的,胡适之尚健在,若是刘半农则已盖棺论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