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我很做了些文学的活动,十一月廿三日下午到东城万宝盖胡同(俗语是王八盖)的耿济之君家里开会,大约记得是商量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大家叫我拟那宣言,我却没有存稿,所以记不得是怎么说了,但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说这个会是预备作为工会的始基,给文学工作者全体联络之用,可是事实正是相反,设立一个会便是安放一道门槛,结果反是对立的起头,这实在是当初所不及料的了。到了十二月廿二日下午往大学赴歌谣研究会,至五时散会,晚间觉得很是疲倦,到廿四日便觉得有点发热,次日发热三十八度三分,而且咳嗽,廿九日去找医生诊视,据说是肋膜炎,于是这一下子便卧病至大半年之久,到九月里方才好起来,现在且把养病中间的事情来一说吧。我当初在家中养病,到了三月初头,病好得多了,于是便坐了起来,开始给《妇女杂志》做文章,这是头一年里所约定的,须得赶快交卷才好,题目是“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结果努力写了几天,总算完成了前半篇,是说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的,第三节乃是说中古的传奇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写,但是病势却因而恶化,比起初更是严重了,遂于三月廿九日移往医院,一直住了两个月,于五月三十一日这才出院,六月二日往西山的碧云寺般若堂里养病,至九月廿一日乃下山来回到家里。我这回生病计共有九月之久,最初的两月是在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第二段是在医院中的四五两月,第三段是在西山的六至九凡四个月,这里所记述的便是那后边这两段的事情。

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生的病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到了午后就热度高了起来,晚间几乎是昏沉了,这种状态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说也奇怪,这种精神状态却似乎于做诗颇相宜,在疾苦呻吟之中,感情特别锐敏,容易发生诗思。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有一篇作为诗集的题名的,叫作“过去的生命”,便是“四月四日在病院中”做的,其词云:

这诗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总是根据真情实感,写了下来的,所以似乎还说得过去,当时说给鲁迅听了,他便低声的慢慢的读,仿佛真觉得东西在走过去了的样子,这情形还是宛然如在目前。解放以前,做了好些寒山子体的打油诗,一九四六年编为“知堂杂诗”一卷,题记中有一节云: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我仍是睡在床上,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一行也不能写。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解,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速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又五月六日给杨霁云的信说:

“丁亥所作《修禊》一诗中,述南宋山东义民吃人腊往临安,有两句云,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关于人腊的事,我从前说及了几回,可是没有一次能这样的说得决绝明快,杂诗的本领可以说即在这里,即此也可以表明它之自有用处了。我从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欢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刍议》中出来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上边所说,或者不免有“自画自赞”和“后台喝采”之嫌,但是我这里是有些证据的,请看《鲁迅全集》里的书简,有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给曹聚仁的信说: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僚,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特别是在我们“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可见我上边的话不全是没有根据的了。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与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的胡风等辈,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