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大学里来,到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最初是讲欧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一九二二年至燕京大学担任现代文学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应沈尹默君去教孔德学校中学十年级的国文,即是初来北京时所坚决不肯担任的国文功课,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的。随后还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在大学课程纲要说明道:

“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本课即本斯意,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后有案语云:

“案成忍斋示子弟帖云,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为唐人之所必不能为,而唐人文则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为者矣。”第二年又增加了“佛经文学”,说明道:

“六朝时佛经翻译极盛,文亦多佳胜,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今拟选取数种,稍稍讲读,注意于译经之文学的价值,亦并可作古代翻译文学看也。”这时候几乎完全是转了业,可是芦沟桥的炮声起来,我的这一门外道的功课也终于开不成了。

但是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时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大约有十年的光景。中国过去在高等学校里都是英语当王,有的还用英语授课,北京大学才破天荒的加以改革,一切讲义都改用中文,至于外国语也不偏重英文,设立法德俄文诸系,我们也就想建立起日本文学系起来。可是这事不大容易,俄文系也是若有若无,时有时无的不稳定,何况日本文呢?经过好些商议和等待之后,在顾孟余任教务长的时代,乃叫我做筹备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那时我们预备在这系里教书的共有三人,即是张凤举,徐耀辰和我,其实我们三个人都不是研究日本文学的,张徐二君乃是学英文学的,是厨川白村的学生,我则原来是个打杂的,在人手缺少的时候劈柴挑担都可以来一手,至于专门技工实在没得。不过事情既然答应下来,也就只好由我们来分担了,两年的预科还只是语学的功课,这还可来得,等得到了两年完了,已是一九二七年了,这时张大元帅登了台,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旧日学制一律取消,就免除了我们不得不负荷的重担了。日文预科的几个毕业生也就星散,消纳在文法科各系,我只记得一个进了历史系,一个进了经济系了。但是京师大学的寿命并不久长,它只拖了一年,随即同大元帅同时坍了台了。我们当时便想卷土重来,国民党政府却用了封建思想的头脑把北京改名北平,北京大学也改作北平大学,北大的学生不答应,学校一时开不成,因此担误了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才恢复了日文预科。这时张凤举到欧洲留学去了,教员只剩了徐耀辰和我两人,预科学生共有三个,便这样的开了班,但是到了本科的时候,教员就不够分配了,于是去拉人来帮忙,请钱稻孙担任《万叶集》的和歌,傅仲涛担任近松的净琉璃戏曲,徐耀辰担任现代文学,我则搞些江户时代的小说,杂凑成一年的课程,四年间敷衍过去,本科就算完毕了。这第一班于一九三五年毕业,第二班毕业于一九三六年,共计二人,第三班毕业于一九三七年,也是二人,一总三班七个人,计共花费了十足的八年,做了这一件略成片段的事情,但是仔细回想,觉得也是没有什么意义。俗语有云,黄胖舂年糕,吃力弗讨好,正是极好的评语。乡间有一种病,称作“黄胖”,极似时行的所谓浮肿病,其人胖而黄,看来好像是很茁壮的人,就只是没有力气,而舂年糕又是格外要用力的工作,因为这里边多半是糯米粉,乃是很粘的,这里人与工作两相配合,真是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滑稽实在是十分可以佩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