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说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这里想推广一点开去,稍为谈谈职员方面,这里第一个人自然便是蔡校长了,第二个是蒋梦麟,就是上文一六四节玄同的信里所说的“茭白先生”,关于他也有些可以谈的,但其人尚健在,这照例是感旧录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孑民 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孑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衡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的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已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还有一个人,这人便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脚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孑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一〇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一九三四年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迫压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话说是纯纯常常,这是很的确的,蔡孑民庸言庸行的主张最好发表在留法华工学校的讲义四十篇里,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罢了。他在这里偶然说及古今中外,这也是很得要领的话。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孑民的短文,里边说道:

“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二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说话的三年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