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

王鏊
  • 姓名:王鏊
  • 别名:字济之
  • 性别:
  • 朝代:明代
  • 出生地: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 出生日期:1450年9月22日
  • 逝世日期:1524年4月14日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王鏊(1450年9月22日—1524年4月14日),字济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他的父亲王琬,是光化县的知县。按明朝制度,七品官以上的子弟可直接进入国学读书,称为荫监生。所以王鏊自幼随父在国子监读书,成为一名荫监生。


王鏊年幼时聪明过人,且志向远大。他12岁时,就能像大人一样写诗。一次,有人拿一幅《吕纯阳渡海图》求他题诗,王鏊拿起笔来,稍加思索,在图上题到:“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风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其才思不但敏捷,而且显露了他力争上游的少年壮志,有见识的人都暗自称道,认为王鏊将来必成大器。到他16岁时,文章已写得很好。每每作文写毕,国子监诸生都争相传诵。礼部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都认为他是个奇才,称他为天下之士。明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先在州县考“秀才”,然后每三年在省里考“举人”,省里的考试称为“乡试”,于八月份举行,然后于乡试的第二年二月参加京城举行的“会试”,录取合格者再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及格者成为“进士”。王鏊于成化十年(1474),参加乡试,明年参加会试,都名列第一。参加殿试为第三。授官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史官)。


当时宪宗朱见深当朝,他所宠信的宦官汪直专权,政治昏暗,纪纲混乱。王鏊无心仕途,洁身自好,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中去,唯有闭门读书,并避免与权贵大臣们接触。寿宁侯张峦与王鏊家有旧交,并有点亲戚关系。自他的女儿封为孝宗敬皇后以后,张峦也因此封侯,贵为国丈,王鏊竟从此断绝与张峦的一切联系。年节时张峦派人来问候也不加理睬。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太过分。王鏊正色道:“昔时万安攀附万贵妃为亲戚,我认为很可耻,现在我岂可自附于寿宁侯?”


孝宗弘治初年(1488),王鏊升迁为侍讲学士(从五品),充任皇帝的讲官。他见孝宗虽然年轻,但勤政有制并有锐意进取之志,所以常借经讲之时援引古例,对孝宗进行激励和规劝。当时,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都是正人君子,所以弘治八年以前,孝宗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气象。弘治八年后,孝宗开始迷信道教,太监李广等人为得到宠信,在宫廷内搞一些求神炼药之事。一天,李广又引导孝宗游西苑,王鏊于是选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的故事,反复规劝,孝宗听完后深受感动,回头对李广等人说:“讲官今天指责的,实际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弘治十一年,太子朱厚照出阁读书,朝廷合议选择有德行的正人君子为辅佐。王鏊中选,改任詹事府(专门辅导太子的机构)少詹事(正四品)。不久升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


当时,元蒙遗部小王子和火筛等部落在河套、大同一带不断骚扰陇西、宁夏等地,有时甚至深入明境百余里掠夺烧杀。守卫边境的明兵不敢与之交锋,仅缩在城堡中自守。朝廷屡次派军队讨伐,往往由宦官监军,这些宦官不懂军事,只知道任用私人,剋扣军饷,中饱私囊,以至边库空虚,法令不行,功罪不分,将士都不愿为朝廷卖命。弘治十四年保国公朱晖为大将军,统领五路大军进袭河套,敌人早已闻风逃走,只斩首三级而回。出师耗费达100万两,本来是无功而返,回师后竟封赏军功一万余人。王鏊针对这种情形上疏献策,仗义直言,指出“外敌不足畏,而嬖佞作乱,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才深可畏。”他献上御敌八策:一是定庙算(正确的战略方针)。二是重主持(依靠懂军事的将官,防止监军乱用权)。三是严法令(赏罚分明)。四是恤边民(对守边的军民要有较高的待遇)。五是广招募(只要是忠心报国的骁勇之士,不论出身,按才委任)。六是用间(利用和挑起敌内部矛盾)。七是分兵掩袭。八是出奇制胜。并荐举已致仕的户部尚书秦为总制,统制诸边将官。秦到任后,按王鏊之策首先厚恤战死将士的家属,并追记战死将士的军功。同时严肃军纪,将败军将领杨琳等四人治罪。召天下壮士习练军事,并在边境实行屯田解决给养。申明号令,奖罚分明,一时声威大振。


对礼部职掌范围,王鏊也是恪尽职守,特别重视选拔和考察人才。他曾上疏建议,可仿效和总结明代以前的选择考试人才的经验,每六年进行一次人才选择和考查,主要是要不拘一格,选出博学之人或异才。为官的进行提拔,无官的授于清要之职。以此来促进官吏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学识和才能,他认为这样一来,数年后必将全面提高官吏的素质。可惜当时未被采用。后来王鏊的父亲去世,他暂离职归乡丁忧。


武宗正德元年(1506)四月,王鏊父丧居满,重新起用为礼部左侍郎。当时武宗宠信东宫宦官刘瑾等八人,游乐无度,不理朝政,内阁大臣刘健、谢迁等合议清除“八党”,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朝廷大臣群起响应,跪伏在宫外请武宗下旨诛杀刘瑾等“八党”。武宗开始动摇对“八党”的信任,但仍感念旧情,不想立即处置八人。派司礼中官李荣手持各位大臣的奏章出来说,诸位先生所说的都很对,只是八人侍候皇上久了,不忍心立即处置,可少待几日,皇上自会处置。众大臣面面相觑,相顾无言。只有韩文大声历数八人罪恶,这时王鏊站出来质问李荣:“八人不除,祸乱的根子不去。假若皇上日后不处理怎么办?”李荣回答说:“难道我李荣的脖子上裹着铁吗?敢坏国家大事。”于是众大臣退去。这表明了王鏊疾恶如仇,仗义敢言的性格。后来因吏部尚书焦芳告密,诛八党功败垂成,刘健、谢迁罢相。阁臣只剩李东阳一人。刘瑾入司礼监专权,刘瑾想让焦芳入内阁,可举行廷推时众大臣却独推王鏊。迫于公论,刘瑾只好让王鏊与焦芳同时入阁。一个月后,加封王鏊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韩文已被罢免)正德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焦芳是河南泌阳人,为人狡猾,言语粗鄙,当时的正直大臣如刘健、谢迁等人都厌恶他的为人。武宗初即位时,年幼好玩,大臣们集中在朝中议政,很多人都认为应劝皇帝节俭国用,节制游乐。焦芳事先知道武宗派心腹宦官在外偷听,于是故意大声说:“平民百姓家还须有一定的用度开支,更不用说州县、朝廷了。现在天下有许多抗租漏税的不法之事,为什么不去追究,而只是限制皇上的用度呢?”武宗听到后大喜,正巧吏部尚书马文升辞归,就升任焦芳为尚书。刘、谢、韩文议诛“八党”时,焦芳暗中给刘瑾报信,事后刘瑾掌司礼监。明制,大臣奏章呈入内阁后,先由内阁大臣议决选择是否呈皇帝,内阁的意见称为“票拟”。“票拟”再由司礼监转呈皇帝御批。刘瑾故意引导武宗日夜游乐,一应批奏都委托刘瑾。刘瑾可代皇帝批示,权力自然很大,但总还要受到内阁的牵制。所以拉焦芳入阁。焦芳入阁后,一切秉承刘瑾的主意裁阅章奏进呈,李东阳虽为首辅内阁大臣,因参与罢免“八党”的事件受到刘瑾的忌恨,处处委蛇避祸,以求自保。王鏊虽然持正,但也无法与刘、焦等抗衡,遇到明知不可行的事也无法违背刘瑾的意志,只能与李东阳一起弥缝其间,设方补救。


刘瑾衔恨韩文,日夜伺机寻找他的过失。正巧内库发现收进一些假银,于是加罪韩文,必欲杀之而后快,王鏊前后力救,最终将韩文罢职。对已罢相的刘健、谢迁,刘瑾也不放过,先是假冒圣旨将二人列为奸党之首,并张榜公布于朝廷。后又千方百计查找二人过失,以便将二人治罪。后总算找到一个借口:早在弘治四年春,选举有才德但没通过科举的处士,浙江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和上虞人徐文彪被录用为官。而谢迁是余姚人,录用诏书是刘健草拟,所以刘瑾传武宗旨指责刘、谢结党,说天下之大,如何单余姚的处士这么多呢?因此将周礼等人下狱,逼讯令其供认与刘、谢有关联,并想逮捕二人下狱。王鏊配合李东阳极力营救,使二人免于下狱和被抄家。但却传旨将二人大学士除名。并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今后不许余姚县人再做京官。


尚宝卿崔璿等三人因小过错被刘瑾下狱刑讯拷打几致丧命。王鏊对刘瑾说:“自古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三人受刑已是受辱,如再制其死命,我也无面目留在相位上了。”加上李东阳也力劝,刘瑾不得不放三人出狱,发配去戍边了。


都御史杨一清,不肯依附刘瑾,被他暗中忌恨。杨一清曾在正德二年建议在边境地势平坦处修城堑以抵御外族入侵。武宗批准,拨十万两银子修筑边城。开工不久,刘瑾就以有人告杨靡费太多为由,将他下狱。王鏊愤怒争论说:“杨一清为国修边,怎么能以功为罪呢?”力救其出狱。


兵部尚书刘大夏,鄙视权贵,疾恶如仇。在任上常严惩不法官吏,遭到一些小人的忌恨。因与刘瑾的死党刘宇不合,被刘瑾忌恨。正德三年,广西的田州土司岑猛与思恩土司岑璿相互仇杀,刘大夏将岑猛徙配福建,岑猛拖延不走并托人贿赂刘瑾许他留在原封地,刘瑾借口刘大夏激变土族,将他下狱问罪,要将他处死。王鏊争道:“岑猛只不过拖延不走,并未叛乱,怎么能说刘大夏激变呢?这个罪名不能成立。”都御史屠也说:“刘尚书无死罪法。”刘瑾无法治其死罪,却硬将刘大夏发配甘肃戍边。


王鏊博学多识,再加上为人正直,说话办事有理有据,能够服众。朝廷遇到疑难不决之事,常常咨询于他。如景帝(代宗)汪后,因劝阻景帝废长立幼为太子而被贬为妃。及她死后,按何种名义安葬,一时委决不下。王鏊指出:汪后被废并不是因自身过失造成,死后应当恢复皇后的封号,享受祭祀,但葬礼只能按妃子的规格。至宪宗废后吴氏之葬时,刘瑾等人又发生异义。吴氏是因与万贵妃争庞被废,贬至冷宫。万贵妃专宠,但她不能生育,其他后妃怀孕者都遭到她的残害。宪宗长期没有儿子。后来偶然召幸宫中女史,生下孝宗,不敢让万贵妃知道,由太监张敏暗送到冷宫由吴氏哺育到六岁才明正身份。孝宗即位后,感念吴氏哺育之恩,将其作为生母对待,让她穿戴太后服饰。及吴氏死,刘瑾认为她没有太后的正式名分,不能穿太后服下葬,要将她火化。王鏊力持不可,说:“太后服可以不穿,但葬礼不可慢待。”后按照妃子的葬礼安葬。


在内阁期间,王鏊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有事就明言,认为不可行的事就进行规劝。刘瑾起初还能听纳一些意见,后来因为焦芳一味迎合阿谀,刘瑾日益骄横,完全以自己的好恶行事,到他伏诛前,私改国家例律吏、户、工、兵各部共85条。正德五年,竟授意手下编录《刘瑾行事》,奉为例律。朝廷官员顺者昌,逆者亡,常常不知不觉就会大祸临头。王鏊虽尽力救护,然而大多数不能幸免。朝廷政治黑暗,宪宗时初设置的皇庄,此时已遍布各地,占地共三万七千顷。武宗又在京城修建“豹房”,专供他游乐。照管皇庄、豹房的宦官、庄头等仗势欺压百姓,巧取豪夺,侵占民田。地方官员贪赃枉法,鱼肉乡里,不少农民被逼造反。正德初,就爆发了江西华林山的陈福一起义,闽赣粤交界处的大帽山张时旺起义,江西东乡王珏五起义和河北霸州刘六、刘七起义。王鏊对政治彻底失望了,于是在正德四年三次上疏辞职。武宗赐玺书派专车送其归田。在家居住14年,刘瑾死后,朝廷许多大臣交相推荐,王鏊终不复出作官。


世宗即位后,改元嘉靖。专派使臣去请王鏊,王鏊上疏辞谢,不愿居官,但献上“讲学”、“亲政”两篇著作给世宗,以进行劝戒。世宗下诏在朝廷内宣读。并把他的一个儿子封为中书舍人。嘉靖三年(1524),世宗又下旨让吏部派人去探问他的消息。谁知过不多久,王鏊就去世了。终年75岁。死后赠为太傅,谥号文恪。


据史书记载:王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多次负责主持乡试,程文为一代魁首。取士以经济之术和治国才能为重,反对华而不实和荒诞不经之作。弘治、正德年间,时人争相效仿他的文章,以致形成一种文体。他著有《姑苏志》,《震绎集》,《震绎长语》,《震绎纪闻》,《春秋词命》,《史余》,《守溪笔记》等共计三十余卷,晚年著《性善论》一篇,当时王守仁见了,感叹地说:“王公的精深造诣,世人是很难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