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光

姚锡光
  • 姓名:姚锡光
  • 别名:字石泉,又作石荃
  • 性别:
  • 朝代:近代
  • 出生地:江苏丹徒人
  • 出生日期:1857
  • 逝世日期:约1921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姚锡光(1857—约1921),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57(咸丰七年)年生。1867年,姚锡光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光绪十一年(1885),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翌年应丙戌科朝考,考取二等,以教职用。十四年(1888),中试光绪戊子科举人,次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


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的十多年间,他逐步走向仕途,主要是在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手下任职,从事军事、教育等活动,并且不断在治军、教育、江防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光绪丙戌(1886)春夏间,他“以萃科入都,廷试报罢”,离开北京途经天津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开办北洋武备学堂,聘请他为教习。当时,该学堂依照西洋陆军学堂建立,聘用德国军官作教练;最初挑选各营中弁目前往学习,文员愿意学习武备的也一并录取,有学生一百人。学生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等基础学科,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和行军、布阵、攻守等军事方面的内容,兼习经史。开始时,学生仅学习一年,考试及格后就发回各营,以后逐渐延长了年限,选拔年轻的学生入学肄业。姚锡光在这里任职长达九年,先后教过四个班,学生三百多人,其中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何宗莲、张怀芝等人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中的重要将领,或者出任过地方大员。这期间李鸿章曾保请姚锡光为候补直隶州知府。


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期间,姚锡光多次上书李鸿章,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他向李鸿章呈递《请赴朝阳行营说帖》、《北洋军防利器用法未竟说帖》等,一度要求到军营效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战争迫在眉睫,如何布防、迎敌等问题也提上日程。姚锡光又先后呈《请奖防军将弁说帖》、《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因为自己的建议未受到李鸿章重视,姚颇为不满,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奉讳旋里”,因“北洋将领数以兵事招”,经过秦王岛(今秦皇岛)、北戴河时,还代守卫这里的总兵贾制坛写了两份禀文,即《洋河口布置情形并请增营扼守禀》、《金山嘴设暗炮台禀》,呈递给李鸿章,并代写了《洋河口军防情形笺》呈给京师督办军务处,就秦王岛附近洋河口一带布防问题提出意见。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姚锡光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随军驻在莱州,任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他在李秉衡幕府任职前后五个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秉衡回驻济南,他也获准辞职返故里。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去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任幕府幕僚。这年秋冬间,他两次奉命与德国军事专家查看长江下游炮台防务,并向张之洞呈递禀折,报告视察情况,介绍长江要隘、各炮台的形势,就开办炮兵学堂培养人才等提出了意见。姚氏后来把这些禀折和总图一幅、分图四幅合并,并附录炮台、炮位编目,出版了《长江炮台刍议》一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到湖北,担任自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制。考察期间,他在东京两个月,了解了日本陆军省、文部省各学校的情况和“步、骑、炮、工、辎重队各操,旁及议院、银行、工厂并各公会”六十多处地方,与日本各界人士三百多人进行了交流。回国后,他呈递《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向张之洞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日本各类学校的情况。


在湖北任职期间,他根据在甲午战争期间搜集的资料,整理出版《东方兵事纪略》。此书原计划分六卷出版,因第十一部分的表、第十二部分的图未在1898年本刊印,故“戊戌排印本”约十万字,只有五卷十篇,大致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日冲突的缘由、过程和重大的战役,并论述中日议和、中国人民保卫台湾反对割让斗争的情况,并强调此次战争中国失败的影响及原因,呼吁举国上下认真反思。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姚锡光被派往安徽,先后担任石埭、怀宁知县、和州直隶州知州等地方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安徽任职期间,姚锡光主要政绩是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文教事业,注重“时事”,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处理积案,解决民教冲突;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地方治理;应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其中,面对特大的洪水,他采取多种措施抗洪救灾,包括加固圩堤,保障安全;稳定社会秩序,设法筹集粮食,保障灾民的粮食供应;以工代赈,安置灾民,避免饥民外出逃荒;向国内外紧急求助,争取更多的资金开展救灾工作,尤其是发动上海士绅给予援助,表示“按月登报,以昭征信”,经过多方努力,救灾款的募集工作颇见成效。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姚锡光“请咨赴引”,此后直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他一直在北京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24日,经吏部引见,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光绪三十年春,请咨到省,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一度奉命拟定复兴海军的规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宣统元年(1909),出任殖边学堂监督,2月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宣统三年(1911),他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闰六月二十日(8月14日)被任命为弼德院顾问大臣,九月,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袁世凯组织“完全内阁”,任命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重新任命顾问大臣九人,姚锡光等再未列入其中。


这期间,他关心教育、海军与海防、蒙古与西藏等各种事务,并光绪三十四年出版了《尘牍丛钞》、《筹海军刍议》、《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等著作,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对于西藏,姚锡光建议设立川滇边务大臣,笼络达赖,稳固西藏,保卫西南边疆;反思清代治藏的得失,强调要处理好稳定与开发、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姚锡光在清末对边疆民族事务颇有见解,又与袁世凯系统渊源很深,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姚锡光为会长,赵秉钧、志钧、熙凌阿、王宽、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五族国民合进会希望通过这一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促进“五族共和”的实现。


7月25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蒙藏事务局官制》,并自公布之日施行。7月29日,姚锡光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8月5日,姚锡光到局办公,内务部派员移交。由于总裁迟迟未见任命,姚氏一直以“兼署蒙藏事务局总裁”的名义主持工作,因此一些人在7、8月间呼吁民国政府任命他为总裁,如蒙藏交通公司等团体前后三次呈请中央直接任命姚为总裁。民国政府认为这是民间干预政府官员任免,对此颇为不满,但又因其一直标榜民主共和,宣称“人民意见本准陈达以备采察”,对前两次呈文未加指责。到8月中旬,国务院对于第三次呈请则大为光火,指出“任命官吏为大总统职权,载在约法。各该团体不应任意干请”,并斥责各团体“原为增进智识共谋公益而设,倘辄干涉政治,殊属昧于大体”,还表示这样做“亦非所以爱姚君”。此事是因姚氏本有此意而暗示这些团体向民国政府呈文,还是这些团体自发而为,现在因资料缺乏尚不可知,但客观上却影响了姚氏在蒙藏事务局的任职。9月9日,贡桑诺尔布才被任命为总裁,16日,贡桑诺尔布到任视事,并呈报临时大总统。10月28日,民国政府任命荣勋署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姚锡光为口北宣抚使。11月11日,他启用“口北宣抚使关防”,为木质关防,中篆汉、蒙、唐古忒三种文字,正式就任口北宣抚使一职。1913年9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荣勋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免去姚锡光副总裁之职。事实上,这是以外出“宣抚”为由将姚氏调离该局。


姚锡光在蒙藏事务局任职期间,正处在该局初建之时,特别是八九月间担任副总裁兼署总裁,主持该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因此他不仅为蒙藏事务局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这一时期的蒙藏事务管理做出了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与内务部办理交接,启用印信办公。二、选派职员,充实机构。八九月间,该局陆续任命了主要部门的二十多名官吏,还聘请了熙凌阿、鄂多台、沈钧、陆兴祺等十九名顾问。三、主持蒙藏事务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沿习旧制并有所创新,主要在取消原来与皇权有关的满蒙联姻等事务的同时,根据“五族共和”的精神,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在喇嘛教管理和蒙古地区王公爵位的承袭、觐见和官员的任免,蒙藏院王公、喇嘛、活佛在年班、觐见时的礼仪及相关的“贡输、宴赉各名目”等蒙藏事务方面都力求稳定中有变革。四、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调查,先后派人前往内蒙、甘、新、青、滇、藏,既搜集情报、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又慰问边胞,稳定边陲。同时,一些关心、研究边事的民间团体和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能前往边陲进行调查,该局对他们也给予了支持。五、为及早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蒙藏事务局积极搜集相关情报,转报民间的有关建议,并建议中央政府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加封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恢复、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913年以后,伴随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各派军阀混战和民国政府不断更迭,北京民国政府治下的中国政局动荡,政潮迭起。在这种动荡的政局之下,姚氏的政治活动明显减少,但在政潮迭起的政局变动中又不时出现,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23年—1924年担任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和介入了曹锟贿选,后参与了1926年的“法统之争”。1923年1月31日,他被任命为锡威将军。4月30日,又被特派“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并于5月初就职。此时,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当选”总统,一方面加紧收买议员进行贿选活动,一方面在6月13日动用军警把大总统黎元洪从北京驱逐到天津,为曹锟“当选”扫除了障碍。但是黎元洪被驱逐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不仅国内反对直系军阀的各种力量对曹锟大选联合拆台,而且国会议员相继出走,国会陷于分裂。这对于曹锟利用国会达到“当选”目的极为不利,6月17日,姚锡光为此给曹锟写了密信,建议他在选举前“出动京中军警占领车站,无论如何不得令一员他行”,以保证国会选举时达到法定人数;在选举时“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作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的话“一则可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并限定一周内以所谓“合法”手续完成大选。曹锟认为这些建议“深识远虑”,让下属依计行事,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由于阴谋泄露,逼选计划失败,而后改为贿选,10月5日曹锟终于“当选”了总统。正是这一期间,9月20日北京民国政府一度下令裁撤“川边矿务督办”,同日被裁的机构还有“边藏劝业专员”和“青海劝业专员”。这一命令发生在曹锟“当选”总统之前半个月,10月5日以后似乎并未生效,故1924年姚锡光又以“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的身份,向北京民国政府保荐人才,经国务总理孙宝琦呈核,6月10日得到批复,对他“特保人才滕祖周等实职”一事,准滕祖周以简任职交院存记,吴昌曜以简任职升用。


到1926年5月,奉系张作霖击败冯玉祥之后,何人继承民国“法统”的问题颇受各方关注,据《申报》报道,5月6日,姚锡光致函吴佩孚,讨论护法的问题,指出:“君崇关岳,志在春秋,民国法统,在黎不在曹。史笔可畏,千秋昭鉴,帝蜀寇魏,可以存正统也。”当他主张以黎元洪承接“法统”之时,黎元洪却因为“复法声浪甚高,多有补足八十三日任期相请者”,他“不胜其扰”,拟妥下野通电,大意谓“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以后,冯玉祥逼宫,大法中斩。今幸大憝已除,法律可复,元洪忧患余生,未便重执政柄,请各方贤豪公开解决,重组中枢,国家幸甚”等语,表示“倘各方强迫复职,即拍发”。此后未见姚锡光政治活动的记载,卒年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