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张謇
  • 姓名:张謇
  • 别名:字季直,号啬庵
  • 性别: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
  • 出生日期:1853年5月25日
  • 逝世日期:1926年7月17日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张謇[jiǎn](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清咸丰3年)5月25日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他祖父靠租种薄田度日,到他父亲时,已置田20余亩,并兼营糖坊。张謇兄弟5人,排行第四。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10岁时,塾师出“日悬天上”命对,他应声作答:“月沉水底”,乃父大喜,蓄意培植。但作为农家子弟继续跟随兄弟洒扫粪除,或田间耕作。1881年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94年(光绪甲午)中状元,时年已41岁。同年中日海战,惨遭败北,他义愤填膺,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20倍,人口少于我10倍”(张季子九录,政闻、卷七),所以能胜我者,主要是国富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实业。


本来,张謇在未考取秀才之前,就曾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当时才24岁,由于相继考取科试第一名、岁试第一名,名声渐具,深受吴长庆的器重。曾随吴陛见光绪皇帝,后来袁世凯也投入吴幕,常请张謇为之修改奏摺文章。1882年(壬午)吴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张謇为之策划前敌军事。乱平回国,吴要专摺保荐他,他力辞不受。又一年,吴病卒。鉴于他的才名,督抚名公都想罗致他为幕僚,他均婉辞。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芦稷(糖用高粱)制糖。同时,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1894年张謇中了状元,思想上又有一个转变。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南京)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殊引人瞩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延聘了日后成为我国史学大师的王国维等任教师。又一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设想,也在同步进行,1899年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南通大生纱厂投产出纱;1901年,与之相应的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投产。接着他又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组建全国农务联合会,办理江淮水利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


宣统称帝曾命他出任农工商大臣,他坚辞未就。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他为实业总长,亦未就职,而坚持在故乡南通经营他的垦殖事业,并建立军山气象台。


辛亥革命后,他开始曾拥护袁世凯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立。1913年以60高龄,一度入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并参观旧金山博览会,1915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他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故里,又继续创办南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演讲或演出。1926年5月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生前笔耕之勤,罕与相比。所作《柳西草堂日记》自20岁开始,止于70岁,共50年,还自订《啬翁年谱》、《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函稿》等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985年在南京曾召开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楼回首,一幅大型的张謇荷锄图映入眼帘,上面画着健壮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着一把锄头,头戴斗笠,两目炯炯注视着前方。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署,最触目的左上方是翁同龢写的,末句为“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是他的恩师,常熟人,力主维新,戊戌政变后,革职还乡。南通与常熟,只隔一条长江。题诗自有多种寓意,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张謇最重视的还是农业,而且是躬亲实践的。


张謇一生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自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维新、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高位的旧士大夫来说,既深知民间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层昏聩矛盾重重。他对洋务派李鸿章丧权辱国,曾向朝廷痛切陈词:“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50营,设机厂学堂67处。历时20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廷。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张季子九录、政闻)然而他无力挽回狂澜,便返乡兴农垦、办实业,但又为农村之凋敝,生民之贫困,焦虑万状。1903年(光绪癸卯),他在勘察了黄淮水患后,忧心如焚,在《请速治淮疏》上,竟然这样说:“外人查找灾状者,咸谓置无数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数可饱之农民为饿莩。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对“皇上”如此直言无忌,其忿可见。然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主张变法,继而呼吁立宪,最后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于是发出“政府顽固如此,社会腐败如彼”之叹,感到“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然则“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只得决心,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转引《张謇之村落主义》)。


张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条理万端,数量惊人。但其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兴农劝农。光绪丁酉(1897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像这样强调农业农学的议论,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如宣统庚戌(1913年)所作《农学通释序》中,具体提到:“謇家世务农,尝略涉农书矣。私独以为必经生学士之农,与田文野老之农合,而后学可致于业而发于政。”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同时,他又针对当时知识分子断章取义,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话,贬低农业的倾向,加以批驳。然后表示:“宁谓天下不须稼哉?果不须稼,而能成礼义信之天下,则诗书所纪,固宜尽删之矣”。态度十分鲜明。


张謇晚年,倡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他自己说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谓也”。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则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南通杂志》一卷二期)。实际上就是以发展农业教育为轴心的农村建设,如其中曾规定“学童概宜上学四年”等,比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不但时间要早,规模也要大。在南通,张謇还办了一系列的农业教育,分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南通农科学院。1916年他在农校开学时讲了一番话解释他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张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亩,深知农民疾苦,成名后亦未忘本。据说他当了状元郎,荣归乡里,到通海一带去勘察荒地水情时,不但不要鸣锣开道,连轿子也不坐,而乘农民的牛车。他一心向往干些实事,造福百姓。他说:“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早年,他离开吴长庆幕僚还乡,曾提倡种桑养蚕,亲自到外地去采购桑苗,钻研养蚕之法,并试验种甜高粱制糖,而为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道,虽曾一度在通海地区,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而使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但因苛捐杂税之扰,未能收到实效。


甲午战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危急之秋,他决心实业救国,筹划并建立了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当地原是棉区,用他的话来说,通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所织之布,质地亦佳,足以赶上东洋布。他定其商标曰“雪耻布”,寓意深长,雄心可见。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棉供不应求。面对现实,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必须“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于是又转而大力开辟原棉生产基地。


在南通、海门两县的东海岸,有一片河流冲积的海滩,不下数万顷。百余年来荒废不治,成为“国之弃土”。过去,他办通海滨海渔团时,常到那一带巡视;后来郑州黄河决口,他也曾去查灾情、主持河工计划,并拟过《疏塞大纲》,对农田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基本知识。现在为了实践实业救国的宏愿,决心从事垦荒植棉的艰巨工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建造农田,修筑长堤巨坝以御海潮台风的侵袭,还要开挖深沟亮渠排除地上盐碱,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对此,他不是采用征收徭役的封建手段,而是引用西方资本主义集资的办法,在1901年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来兴办农业,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


根据工程规划,张謇按地形地貌,把全公司的土地分为8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2个港口,5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20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远见卓识,不愧为现代农业的先驱者。


当时,张謇还延聘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引进了美国优良棉种,并采取一系列改造盐碱地的措施,发展养畜养鱼,提倡种植椿柏桕桐,严禁种植鸦片(罂粟)害民。总计自1901年开始,开垦荒地9万多亩,至1919年棉花产量达1万余担,总收入近20万元。


后来,也就是兴垦的第11年开始,盈利大增,1911—1925年纯利达84万两(白银),几乎等于原始投资的3倍。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25年总产达16130担,1923年粮棉总收入达32万元,亩均3.55元(详见《通海垦牧公司盈余分配情况表》)。


应该指出,满清后期我国水灾严重,特别是海上运输开通,津浦铁路建成之后,贯穿南北漕运的大运河日趋废置,苏北、皖北水患频循。当时张謇在治理通海水利的基础上,也曾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治理淮河:“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田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请速治淮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在具体做法上,他认为治淮必先行测量。1909年(宣统元年)他筹办了江淮水利公司,又在清江浦设立了测量局,调派通州师范测绘科的学生前往实地勘测,为导淮工程奠定了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任导淮督办。对水利建设,特别是苏北的农田水利,曾有过宏伟的设想和建议。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始逐步成为现实。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1913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下车伊始,他发布了颇具特色的《就部任之通告》首先指出:”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接着立即转入正题:“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400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苟国库充裕,藉此养才,亦足示承本之气象,无如民国肇造,祸乱未已,民穷财尽,上下嚣然……”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对策:“林属于农,工不能离开商业而独立”。于是合二为一,改成农商部,将原有的8个司并为3个司(农林、工商、渔牧)1个局(矿政局)。在人员去留方面,“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其事。”随即以农商部第二号令,公布了选用原农林部63人,工商部63人,共126人。较原两部人员,裁减2/3。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并鼓励他们“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严守纪律,“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当时,鼎革未久,遗老遗少,亲属故旧,乃至特殊关系的人事纠纷,极其复杂。张謇能够冲破阻碍,整顿队伍,固然与他的才干和威望有关,但也可见其求实革新之毅力。事实证明,在他的农商总长任内,虽为时不过2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由于过去“墨守旧法”对选种、保种、传种改良,未有专门研究机构,不能“每年比较,留强汰劣”,以致佳种日趋退化败劣,产量自然不高。1914年3月28日张謇向全国各省发出训令,征集良种,要求各县将水稻、大小麦等,每种采集一份,寄农商部,规定每份20根(粒),并填寄表格,详述谷类名称、原产地的土性气候、分布情况、播种期、收获期以及易罹病害、虫害等。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他指出,我国农作物灾害,除水旱外“或病菌流传,或害虫肆虐,肇端纤维,种祸洪大,若不及时救治,危害甚过于旱潦”,训令之后,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


为了贯彻上述训令之执行,翌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首先阐明开办试验场的意义:“国用舒蹙,关乎经济,因时涵养,正自有方,若言财政者,但事取用而不及长养,则固有既穷,必至搜括。上愈搜括,下亦愈穷,久将并搜括而无所得。……长养者使下有可以自给,而后出其余以供上,上与下相处而安……长养则政府不能不有所支出。各国取民虽重,而施之于民者亦不轻,农工商业提倡教导保护,岁恒数百万或数千万,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11处。“酌盈虚剂,沟通预计,亦非30余万元不可”接着说明如何”酌盈虚剂”的措施。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2700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据1977年版之《中国棉业史》(台湾联营出版公司)所载:“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公布植棉奖励办法,种植美棉等,每亩奖银3角。部内设立棉业试验场,聘请外籍专家充顾问”,但初期改良棉种的工作,均不十分成功……1923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凡有陆地棉输入的省,棉种都发生退化……有的甚至不如国棉……唯一的例外是江苏南通和河南灵宝的美棉种植……在国内市场上颇为驰名,可供纺32—42支纱。”这与张謇在南通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的业绩,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早年他手订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更具体指明:“楝椿柏桕桐,皆滨海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桐桕,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桕秧桐秧,公司发售,只收成本,培植采收之法,公司指示子归公司收买。”20年后,垦区树木成荫。植树造林,余有功焉。


1914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11月3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规定国有森林之范围与权利,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资预防水患,保养水源防风蔽沙,同时奖励造林,而对开垦滥伐、荒废、毁林、盗窃、放牧等,均应受到刑事处分或罚款。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


1914年7月,张謇向德国购到洋槐树种700余磅,除供林业试验场外,所余半数,免费分发给全国19个省,并附寄栽种说明书。鉴于甘肃省情况特殊,专门检送树种13斤。同年8月,批准将南京紫金山,委托全国农务会南京分会,广植林木,除由部派员辅导外,月拨补助款100元。当时,张謇曾专程前往,主持交接造林仪式,并面商江苏民政长,每年资助1万元。今天紫金山中山陵能郁郁葱葱,张謇功不可没。更值得提出的是,1914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在牧业方面:张謇在创办通海垦区时,即认识到发展牧业对纺织之重要,故名其公司为通海垦牧公司。就任农商部总长后,即提出《奖励农牧产案》。他认为“外国毛织物之充斥于吾市场者,数十年矣。民国改制,冠服皆用呢,而毛织之需用尤广。吾国织呢厂,稍稍兴作,旋即颠仆,即幸存者,亦支离困顿,不能发展,其最大原因,则在羊毛缺乏,或其种类粗劣,是又当奖励牧羊之法,凡牧场能改良美利奴羊300头以上者,奖100元……”此案提出后,上面搁置不批。翌年,又提出《咨复财部请仍酌拨筹办棉糖林牧等场经费文》重申:“牧场一项,实因毛线物品,为近今制服所必需,若所产原料不多,何期工织之发达,而杜漏卮之外溢?查美利奴羊产毛量佳,毛量亦富,我国西北一带,于牧羊又极适宜……且牧羊事业,繁殖甚易,当年即可剪取羊毛,是需费无多,而收效最速,现在各省企图牧羊者,又不乏其人,即如四川,浙江等省,曾函电交驰,购索畜种,若非及时扩充,必无以应各有之求。而各省之企图牧羊者,亦以无种畜而进引辄止……”虽殷切之情,耀然纸上,区区费用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勉强设置了两处牧场,一处是就该部原有的张家口垦牧场,改称第一种畜试验场,饲养美利奴羊100只,蒙古羊200只,另一处是京西门头沟的荒废山场,组建第二畜种试验场。还在安徽凤阳,盱眙两县间,建起第三畜种试验场,派员前往澳大利亚购得美利奴良种羊,分配各场试验、繁殖。


在渔业方面:张謇生长在江口海滨,熟知内河与近海渔业的情况。18世纪末叶,外国轮船渔船闯入我领海者日多,其水产品也随之输入,使他感到一国之渔业与航政,不容忽视。就任农商总长后,1914年4月,制定《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有关施行的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配备一定武器弹药。上述条例颁布后,相继有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兴、浙海、鲁海等渔业公司正式成立。拥有渔轮、风帆船等,并先后组织起直隶商渔联合会、山东商渔联合会、广东渔团等,护海缉盗,我国渔政始开其端。


1914年3月,张謇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由农商部选派专人,巡回讲课。当时以浙江省发动较早,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都开设水产学校。同时,动员沿海各地小学,招收渔民子弟;还筹划设立渔会和海图局,拟定渔业法。


另外,1914年9月,张謇还颁布了《狩猎法》,对捕猎的器械,须经当地有关官署核准,始可使用,以保护珍禽异兽。


综上所述之种种,无论成与未成,均可见张謇当年之雄心壮志。其实,他对统治当局的内幕,早已洞悉。是可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远在光绪甲辰(1904年)他就担任过农商大臣的头等顾问官,宣统庚戌(1910年),写了《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谈》一稿,据他事后在此稿后记中说:“(宣统)三年六月入都,举以陈于清农工商部,略供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曹李奄奄,都无生气,宁有实行之可望?今其庶几乎,比亦以表与册寄示农林工商二部长,区区之意,但遇负是饯行之责者即言之。以贡我一日之知,而尽我匹夫之责。”以为轮到自己出任农商总长,会得到为自己拥戴的大总统和内阁的支持。谁知当上总统的袁世凯,热衷于皇帝梦不惜于卖国求荣,会拿钱去发展国民经济?张謇一再受挫,只得申请解职,他说:“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实际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着“洪宪皇帝”一道垮台,就在1915年秋天,挂冠南归。


兴办学校普及科学


张謇曾长期出长书院,应考科举,个中利弊,自有切身体会,尔后西风东渐,出访日美,见闻益广,感受亦多,加以国事日蹙,渐萌变革之念。早岁他在兴蚕桑受挫之余,专心研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尚觉不足,乃驰书其驻英之挚友顾延卿,提到“泰西农政水书,讲求至核,西人图绘其制实精,倘获其书必有出文定(徐光启)所得之外者”。请他代为搜集,并表示学西方应从农业着眼,才能不离根本。


张謇甲午中了状元之后,适逢中日海战之败,他深受刺激。翌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强学会。在他所作《变法平议》中,明确地主张废科举、设学校,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后来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又进而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还说“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继又发展到“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看来张謇的思想在客观影响与本人实践中,逐步由变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学,但根本立脚点还是农业。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1902年(光绪壬寅)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上海农务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择定南通千佛寺为校址,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与教会势力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相伯仲。


张謇办了学校以后,却又产生了一种想法:“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南通博物苑品自序》)1914年又有建国立博物苑之议,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蕲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1915年他为实践科学普及的设想,在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展览会。对棉花播种适期、栽培密度、土壤及肥料成分、摘心整枝等等,以及不同作法对劳力资本的投入比较其经济效果,除陈列出棉花品种、病虫害识别和防治技术外,尚有中外原棉所纺出之棉纱对比,以及小麦(谷类)、牧草、花卉、果品、蔬菜等等。另外还设有农具馆,陈列各种农具并一一进行解说,观众十分踊跃。


1915年张謇根据他的事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在南通建立了一座军山气象台。他在《军山气象台报告书的序言》中指出:“为看阴晴燥湿风雷雨雪预测之验……测候之用至广,欧美各国,皆国家之主……岂私人财力所能充……惟是我国政变叠起,人事之救不遑,而奚暇于天?下走不自量……比者承乏农商,曾令各省设观测公所矣,卒以费绌,甫张而旋弛,然则兹台其千百具之嚆知欤?抑硕果欤?未可知也。”


张謇对教育事业也有全面考虑和安排,他除上述南通大学外,还曾创建女子师范、商业中学、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幼儿师范)、银行传习所,政治讲习所,镀镍讲习所、国文专修科、伶工学社(戏剧学校)以及图书馆、印书局等等。为办这些教育文化事业的钱每年不下26—27万元。


提倡科学筹组农(学)会


1896年(光绪丙辰),亦即戊戌前二年,张謇加入强学会,同年,他撰写了《农会议》,具体建议有五:


一、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宜有会督,宜有学堂一区。宜延欧西化学师一人,东洋农师一人,蚕师一人,翻译一人。宜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


二、(农会)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各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相当于副职)。


三、凡定章程、筹出入(经费)刻书报,皆会督(总会长)之事,会督、会长、会员有无公费(工资待遇)各处自议。


四、督抚(总督、巡抚)或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


五、会员之事有三:辨土质、考物产、筹赀本(经费)。


张謇这个建议,较之当时谭嗣同执笔起草的上海《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有较大差距(该章程详见《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主要的是张謇主张农(学)会靠官,而谭嗣同(或可代表康、梁维新人士)则大声疾呼:”大哉学会乎,新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谭嗣同文选注》)


1897年,即戊戌前一年,张謇还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份《请兴农会奏》重点阐明:“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接着引用西方报刊资料统计,加以说明。随后表示:“臣查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其君主特须诏旨,许以自由权……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然后笔锋一转“中国有志学农者,颇不乏人,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农政大兴之兆。臣拟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这份奏摺很长,讲了许多引用西方农法,以兴中土农业的道理。末尾提出:“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或仍用旧法……或集公司,或借官款……”看来张謇当时构想中的农会或农学会,近乎现在农业开发的经济实体,是他心目中一种民办官助,既是农业生产,又搞科研、推广的组织。


1898年满清政府见诸行动的,有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建立京师大学堂农科,以及首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农。此外,戊戌之后,几乎所有的各种学会,全都被查禁。唯农学会允许继续存在,所刊《农学报》亦继续出版。到1910年(宣统2年),在张謇的倡导下,又重组了全国农务总会。次年他在该会主办之《农务联合会杂志序》中指出:“宣统2年,江宁劝业会之设,各行省之以农产会者、殆数十百种,由是士大夫合谋设研究会。会竟,惧其自此而终不通,由是复谋设联合会”。至于办这份杂志的宗旨:“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张季子九录)。


1917年1月,即张謇辞去农商总长还归故里的第二年初,由我国最早从欧、美、日本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发起组织的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教育会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张謇为上海教育会会长),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该会缘起有云:”创举斯会,冀收教学相长之效,藉尽鼓吹提倡之职。学理昌明,影响很大,是合或足开农业改进之先声,亦意料中事,宁止侈谈学理而已”(1917年2月5日申报第七版)。这个提法,又较张謇当年之设想,有所简缩。而且明确提出是农学会,不是农会、农务会、务农会等等。


本来,1898年6月开始的戊戌维新,光绪帝所颁发之变法令中,曾经提到“倡设农会,属于经济方面,而未归于政治、文教。9月维新为慈禧扼杀于襁褓之中,学会被禁。10月曾发布一条“上谕”:“前禁报馆学会,原以处士横议,其风断不可开,至于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本系在所不禁”(1898年10月上海《农学报》)。这个“农学会”的性质,与张謇之见相若。到中华农学会时,则显然不是“农商人等”“考求物产”的组织,而是国内的农科专业工作者,包括国外回来的农科留学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了。这种情况,张謇既是知晓也是赞同的。1923年中华农学会在苏州召开第六届年会,他已七旬高龄,曾莅会并致祝词云:“走(我)于畴昔,曾箸林议,在官之今,与农同纪。莅会揭旨,适符前臆。诸子努力,此实伟业。”


当时,中华农学会的会员分4种:名誉会员、赞助会员、永久会员和会员。张謇的独子张孝若为仅有的3名名誉会员之一,其余2人为马君武与戴季陶(《中华农学会会员录》1935年南京刊行)。


张謇作为历史人物,在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则应属开拓启蒙之第一人。1929年胡适曾为张孝若给他父亲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他儿子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纵然如此,张謇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比他后来执掌全国农业行政的官员更令人感到可敬。1913年他所撰《实业政见宣言书》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惧无以应现世之所需,餍国人之属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解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具体有四: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励。“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则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即所以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也。”“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济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国人考祗此。”这些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可见他头脑清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做个榜样,是求有所为也。至少在我国近代农业史料中,弥足珍贵。


同年,张謇还发表了《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苦心孤诣,擘划周详,其中不但提到了“学校学会之研究学管理”。还对其一贯倡导之棉铁主义,加以抒发。更令人瞩目的是:“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此文结尾数语,尤其使人感动:“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尔”。


张謇辞官还乡,既未息隐山林,更未消极因循,而继续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当时他所办的实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可是全力投资在社会事业上。仅以保坍而言,据1917年张謇向政府的报告:“自光绪末以来,通城近江处已坍失农田二十余万亩,屡请于官,充耳不闻”,他只得自己出面,“既请荷兰工程师测量勘估,又向上海有关银行商借贷款。当时用以江岸保坍的经费,逾百万两(白银)。”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享年73岁。这样英雄一世的人物,如果说他“失败”,也是败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其责不在其人。


简历


1853年5月25日生于江苏南通州海门常乐镇。


1973年读《通鉴》《三国志》始写日记。


1876年入吴长庆幕。


1879年应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考优行生试,取第一。


1880年随吴长庆陛见。


1882年随吴长庆督师赴朝鲜,策划前敌军事。


1886年南归,为乡里兴蚕桑。


1889年著《棉谱》。


1894年思科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1895年列名上海强学会,出长江宁文外正书院。


1898年在南通兴办大生纱厂。


1900年筹建通海垦牧公司。


1901年筹建通州师范学校。


1903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


1904年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筹建大生二厂。


1905年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创建南通博物苑。


1907年参与创设中国公学。


1910年议设全国农业联合会。


1912年入京,任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


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参加旧金山博览会。


1915年辞农商总长、水利局总裁。


1917年中华农学会成立,被推为名誉会长,主持召开南通农业展览会。设立蚕桑讲习所。


1919年任运河督办。


1921年检旧存文字,订为张季子《九录》。


1922年主持南通中等学校运动会,被推为全国纱厂联合会会长。


1926年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