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犹墙堞阶之上。故奇杰意消,聪明思返,卒以奠大实而徕尊亲矣。故同异责贱差辨,此六数者,圣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阴阳之全也。

万族繁盛,皆有生命,皆显本性,所以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天意吗!

有饮食然后有血气,有阴阳然后有生死,这是天让人和万物相“同”之处。拂去尘土闪露光芒,漂去轻滓留下重实,以临事变不变判断是否信智,以临敢不敢检验是否仁勇,造物者选拔万类生物的灵性而授予人类,又选拔人类的智慧而授予圣贤人,这是天让人和万物、圣贤和普通人相“异”之处。与万物相同(只有气血、生死)的为“贱”(普通人),与万物相异(有信、智、仁、勇)的为“贵”(圣贤),以有特别优异之德行者为君王统治天下,没有“同”就没有生命,没有“异”则泯灭本性。所以圣王对人类万物一视同仁以使他们生养,这是顺从天使人类万物相“同”之意,圣王又单独对人类施以教化,是尊崇天意使人类万物相“异”之意。

顺从天意使人类以与万物有“差”的适宜方式生养,尊崇天意对人类施教化使他们明“辨”,清除丑恶渣滓,选出清明善性,分出各种不同的“命”,理出各种不同的“性”,选出德行优异者崇置于万族之上,让他们帮助上天促进太平,为人类万物造福,这是从大公出发而以至正为最终目标的。

尚书·虞书》上说:“人的行为表现有九种美德:宽大而能敬谨,柔和而能自立,谨厚而能供职事,有治才而能审慎行事,温顺而能坚毅,正直而能温和,简易而能严守分际,刚正而能充实,强勇而能好义;表彰有常德的人,予以禄位,那就完美了。为政者每天能宣扬明示其中三项美德,早晚敬勉,便能劝化那些有身家采邑的士大夫们;如果每天能够谨勉地实践其中六德,去辅导政事,则能完善地治理邦国。”以此类推,则若能力行九德之人,必定能够奄有天下,不失其位。那时候,诸侯卿士大夫都在君王的手下供职,依他们所能礼行九德的程度,使爵禄有所区划,才俊秀异之人都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共同来报效天子。

天下是如此的广大,人口是如此的众多,仔细研究天地自然的规律,考量人心事理的归向,都指明人臣是不愿空享尊贵的,君主也不是平白无故称王的。那么,身居万民之上,有权主宰万邦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未能具备九德的人,不敢奢望;德行已至的人,不敢逾越。人类社会的结构,应该象城墙阶梯一样层层而上,井然有序,如此,豪杰秀异之人便会消弭野心,聪明睿智的人行事都能内省,所在的人均以勤慎立业来告慰自己的尊视。

所以,同、异、贵、贱、差、辨这六个观念,圣王用来正天下的心性,顺阴阳的序位,而唯一的目标是使天下和平。尊敬值得尊重的人;以鼓、钟之乐取悦他们,则上下之间便会和睦;鉴视细民才能的短长,让他们植桑种田以安居,则能使人平服。好的措施不会产生仇恨,暴乱反叛之类事情自然就平息了。

夏、商、同以后,汉代选举是靠郡县州长官的推荐,曹魏、六朝是以九品中正来举荐评议。起初还能择优汰劣,后来却陷于浮滥,亵辱轻慢了有德之人,下贱钻营之人因而猖獗,凡此弊端,常常是先出自在上位的为政者,

然而当其选举方法严整之时,差别分明这一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隋朝继承了梁朝、陈朝的遗风,宫体诗文盛行(宫体诗是南朝盛行的一种以描绘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形式上追求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选举中更多的是比赛文章,所谓曼声、曳趾,挑绮、拾英之类华丽词藻比比皆是,泛滥天下。科学制的兴起,是要恢复古代选举,然而受当时社会风气的抵制,却无法逆流而上啊!沿用竞赛文章的方式,以图借此平息天下的奔竞侥幸之心,固然应该从大公出发,重视天职。虽然选出的不是原先所要选拔的德行优异者,而所谓贤能者亦不是真正的贤能,但还能借此慢慢和合阴阳,归附人心,并区别才愚贵贱等级。

延续到宋代,皇帝唯恐天下人不忠,仍采用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方法,大力笼络人心,广开进士、明经、学究诸科,以下又有七科、乙等之类名目,“还实行每到郊祀官僚可恩荫子弟、异姓甥婿、门客入官等制度,以此引诱动摇天下人于年幼微贱之时。而当时的奸滑之徒,似乎也很明白皇帝的意图,也采用各种手段钻营于科场以求荣官,目的达不到时,如李巨川、张元、吴昊之流便愤而作乱了(李巨川宋史无传,或为唐人季巨川之误。张元、吴昊,北宋人,因连举不中而投西夏,曾引起边乱),虽然是君臣之间,尚且要采用窃贼、市侩之类的方式相互约束,故和平之心丧失,贤能者也失去粹白本性,整个中国沦于残暴无仁的风气之中,并不是没有原因而自己产生的啊!

近代当权者继承宋代的科举,又增加文学诸科,增加各地乡贡参加省试的人数,加倍录取皇帝特别招考的科制举子,又把宋代的乙等待奏名之类升格,推恩于乡贡举人。官职不足以安置,便安置为冗员闲官,又以加快官员的升迁来安置每科新取的士人。但天下人的怨恨,也因此而产生。就整个天下来说,施恩是没有穷尽的,取怨也是无有止境的;施恩到哪里为止,怨愤立即就在哪里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平息大怨时必然会有其余的怨恨产生”。而盗取天地之恩贩卖给人发——来迷惑收卖人心;以私心对待天下,而要求人们报以至公,就好像给敌人枪剑,希望他们降伏一样,这样还不使自己受伤受害,恐怕是很少的吧。

诗经中说:“桑树上的布谷啊,对待子女多么公平!”善人君子以待人均平专一为美德,所以用初生小鸟为喻,都是为了说明无私这个道理。因此,孔子在矍相的园子里令人比赛射箭,自动弃权者占十分之九。使他们早知道自己不行就自动退出竞争,所以法虽严却不生怨。如今科举的科目这样多,人人都希望侥幸得中,而能录取者只能占百分之一,这是第一个产生怨恨的原因。加快官僚升迁以安置新官,人人都希望升迁,却只能有十分之一的官僚如愿以偿,这是产生怨恨的第二大原因。两者都是因为要施恩于天下而取怨。所以,士人从能读经书,还不知偏旁不懂语助词者,到一直考到老年仍考不中的老“童子”(考不中举人则一直称童子),都有怨恨之心,至于能当上六卿高位的人,登黄阁,直到白发退休,皇帝赐银子和旅行驿券,饯送的帐篷辉耀于沿途驿亭,却经常因指斥皇帝而激愤得怒发冲冠,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些经常在皇帝身边的人,往往对皇帝横加中伤,像对待奴隶、俘虏和市侩小贩一样,其他逼上欺下,窝藏奸心而窥伺机会,悦见翻覆而幸灾乐祸,争尺权夺寸利,沉他人于泥淖者,更不知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起初引诱他们科举时说得很容易,而当他们投身科场和当官以后,考中和升迁都显得很难啊!

一张弓如果坏了,胶湿弦松,则需用火烘干,重新绷紧弓弦。在如今这

种弊病下,要提出良好的救弊之策,最好是先让天下认识到当官极难,而后授官给他让他觉得容易。先让人们知道当官很难,则会有许多人知道自己不胜任而退避,就像孔子在矍相之园中射箭一样,虽然使他们退避,却使他们没有嫉妒怨愤之心。所以说,以贤能者掺杂在无德无能者中间,则无德无能者嫉妒贤能者,以无德无能者掺杂在贤能者中间,则贤能者会感到羞渐。羞渐之感出于贤者,就会退隐林下,愤而不为国事忧虑。而嫉妒出于无德无能的人,则会老羞成怒,恶性暴发,以不共戴天之心来仇恨君王,严重颠覆朝纲,不把国家搞得灭亡就不肯住手。

易经·坤卦》所称“履霜”,就是指不肖者的嫉妒;“括囊”,就是指贤能者的羞惭。贤人隐退,犯上作乱之类出现,君臣上下的体制,渐渐就没人理解,这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所以说,顺从上天对人类万物的异、同之意,建立差养、辨教之法,以小民供养君子,是天道自然的法则。注意拣选得受百姓供养的人,这样既能长期养士,又不致使百姓困穷。

今一县之内,百姓要奉养那些补为生徒者,又要奉养那些参加岁贡的,奉养那些乡绅,奉养那些进士,奉养那些职官。这五种负担之中,越往上费用越多,越往下被养活的人数越多,又无法细察这些为民所养者的德行,博泛丛杂,苟且升迁,所作所为,和市井无赖、军队士卒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户籍是上等户,可以免除瑶役。公私请托,终日欢宴,却把持民众的生死大权。民众一旦得到机会,能不撕碎他们的衣冠而发泄愤怒者,恐怕是极少的吧。

裁减州县生徒人数,减少贡举,减少进士录取人数,严格官僚升迁资格,使科举变得很难,选举录取的方式很慎重,天下人才能知道皇帝尊尚选举的本意。只有能这样不容许苟且之徒,才能使天下乐意奉养长吏和贤能优秀之人,而且永远不对入官产生奢望。以此为基础,当君王居天位者,不是比费心费力以取得天下的推戴更简捷吗!所以,使人民有适合的生养环境,对智愚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化,是相辅相成的。

君王遵循天道而为万族首领,顺天之所从,珍天之所宠,则万命万性归于正途,越往上越受人尊重,天位就更加稳固;忘掉施恩以减少民怨,则和平就容易实现;省官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令不适合当官的人回家务农,则民心自然安定。革除宋朝贩官职以求笼络人心之私欲,则大公之风可行于天下。要在百年之内革除一千年以来的弊病,可以先继续采用科举方式而减少录取人数,严格官僚资格以使升迁变得难一些,从而打下革除弊病的基础,然后抑制浮华藻采,以德行为选举标准,建立学校,讲习正学,激励廉耻之心,改变科举科目,选忠孝德行优秀的人当官。待到数世之后,自然会天气清明,人纲巩固,恶念平息,恶行泯灭。圣德远扬,君子和乐,阴阳和复。

《诗经》称:“周文王当君子,他的功德昭著于天下。”就是说他能赞助清明之性,像日光天地一样,谐和于天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