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八十岁后,双目模糊,已不能再读书,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一九八一年之秋,迄于八二年之夏,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诸生开讲周濂溪《易通书》及朱子吕东莱所合编之《近思录》。随讲随作箚记。又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一书,字体大,略能诵读,亦写为箚记。合编为《理学三书随箚》。于余旧撰宋明理学概述,及所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自宋以下有关理学诸篇,以及《朱子新学案》一书,或有重复义,或有新出义,读者合而观之,亦可见余对理学见解之一斑。

余又同时有《论文化传统中之士》上下两篇,亦附编于本书之后。窃谓自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特有士,乃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征。两汉以来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学,皆士也。即道释两家中亦多士。明于其所以为士,乃知其所以为学矣。亦合而观之,乃庶知中国学术之大统。再以会合之于中国历代之史实,则知凡学之成体,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为学之是非得失,高下大小,则必凭史实而衡定之。又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一文,为余应美国在夏威夷召开世界朱子哲学会议之邀,未克出席而作。时为一九八二年七月。又《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为余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之邀而作。时为一九八三年四月。此两文亦并附于后。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夏钱穆识于台北士林之外

双溪时为八十九年之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