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近也章。

朱子曰:“性即理一语,自孔子后,惟程子言之。此一语即千万世说性之根基。理者,公共之物,不会不善。”又曰:“孟子未尝言气质之性,程子言之。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又曰:“气质之说起于程张,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自孔孟后,未尝有人说到此。如诸子说性恶,说善恶混,说三品,亦是。但不曾明其为气质之性耳。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却不曾说得下面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程张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但言仁义礼智是性,孟子是也。只论气禀,不论一原处,荀杨以下是也。予于太极图解亦云,所谓太极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气质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然其本然之理,则粹然至善而已。”今按:子贡言夫子言性与天道未可得闻,此下遂有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及善恶混诸说。程张始言性即理,又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朱子谓其原自濂溪《太极图说》,而创为理气论。此为有宋理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突破。朱子此处言之甚晰。朱子又曰:“性与气皆出于天,如天气之清明阴黯,可见气之美恶。然好者常少,而不好者常多。以一岁言之,晴和而不寒不暖者,能几时。而夏寒冬暖,愆阳伏阴者皆是也。虽一日之间亦然。盖其气错揉万变,不能均平,所以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又如颜夭而跖寿,尧舜与孔子福寿不同。”今按:如朱子此处,言气即言天,亦可有善有恶,及善恶混之分争矣。西方宗教认为善只在上帝,人世则原始罪恶,故有世界末日之主张。科学哲学全不理会善与恶之争,此是西方人心硬之表现。中国儒家,自孔子以下,大体主张偏向善。即庄老道家言自然,言气不言性,但亦有偏向善之倾向。此为中国人心软之表现。文化不同,本于人性有不同。程朱所言,仍亦无可非也。

惟上知与下愚不移章。

朱子曰:“不必求合,人所言各有地头。孔子说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人之气质实有如此者。如何必说道变得,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气质之性。孔子说得都浑成了,程子此段却只说到七分,不说到底。孟子只说得性善,其所言地头各不同。”今按:此言地头不同,略如今人言立场不同。伊川言无不可移,此显与孔子言不合。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亦与孔子下愚不移之说不合。朱子则以气质之性来说孔子之不移,然于孟子伊川说皆不置辨,此见中国学者之气象宽厚处。象山阳明皆明言朱子不是。自朱子言之,此亦所言地头之不同矣。朱子又曰:“圣人之言,则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程子则曰,以其不肯移,而后不可移耳。盖圣人之言本,但以气质之禀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则以人,责其不可移。而徐究其本,则以禀赋甚异而不肯移,非以其禀赋之异而不可移也。”今按:此条又在不移之上加了不可移与不肯移之两项。不可,即孟子之不能。不肯,即孟子之不为。然朱子谓以其禀赋之异而不肯移,则仍依孔子义,仍以气质之性说之。惟其气质之性使其自不肯移,此即下愚之所以不移也。而气质之说则本于程子,朱子之言亦可谓细而和,缓而尽矣。

或问游氏之言曰,夫道未始有名,感于物而出,则善之名立矣。托于物而生,则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庄子曰,物得以生谓之德。性者,善之资。故庄子曰,形体保神谓之性。盖道之在天地,则播五行于四时,百物生焉,无非善者无恶也。故曰,继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则出作而入息,渴饮而饥食,无非性者无妄也。故曰,成之者,性也。何也?朱子曰:“道未始有名,善之名立,性之名立,此则老佛之言,而分道与善与性为三物矣。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虽出于庄周之言,然所谓仪则者,犹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而特遗之,且独以出作入息,饥食渴饮为言,则是所谓性者无复仪则,专以佛者作用是性之言为主矣。是虽欲极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为性者,反滞于精神魂魄之间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学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谓托于物而生者,是又以为先有是物,而性托之以生,如释氏授胎夺阴之说也。”今按:此条朱子又明辨之,力辨之,亦犹孟子之所谓不得已而辨者。游氏亦程门大弟子,朱子极尊二程,而于二程之言多有辨,于其弟子谢杨尹游亦各有辨,会合观之,乃可知中国学者之态度。

礼云礼云章。

或问:诸家言礼以敬,异乎程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以理言,礼之体也。诸家以人言,礼之用也。”黄幹曰:“今集注与程子说不但敬与序之不同,虽言和则同,而所以为和亦不同。集注之敬与和主人心而言,程子之序与和主事理而言。然有人心之敬与和,则见于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今按:是则朱子释《论语》亦不守程子说,而朱子之重视于心,亦由此可见。故二程始提出理字,而朱子必挽回到心上来。如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是矣。惟象山说心,又过了朱子,则又多病。义理难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