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有三仁章。

朱子曰:“以其皆无私而各当理也。无私,故得心之体而无违。当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谓之仁欤。”今按:心,人人有之而相通,不限于身,故言心必言公。若限于其身,则为私心,失其心之体矣。心必见于行,行必见于事,事必当于理。朱子以无私当理两者说心,以为心之全德,则内外交尽矣。朱子又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心之德言其无私,爱之理言其当理。食色性也,人于食色无不爱,然不能无私而当理,则每陷于不仁。故只可说食与色为人心,不可说是仁心。而仁心中亦并不要排除了食与色。程氏谓性即理则可,象山谓心即理则偏了。朱子此条分析得极扼要。

朱子又曰:“游氏谓,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则从之。似非知仁之言。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则谓之仁人。一时如此,一时之仁也。一事如此,一事之仁也。时与事虽有不同,而所谓仁者,则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如游氏说,则人与仁自为二物。人常在此,仁常在彼,而以人往从乎仁也。”今按:今人每连言道德,实则道必本乎德。德乃人心之共有境界与最高自由。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吾心之自由无不当于人事之准则,斯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人言道德则有似于游氏之所云。

柳下惠为士师章。

朱子曰:“尹氏曰柳下惠孟子所谓不屑去者也。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仕而不喜,黜而不愠,自知其直道而已。愚闻之师,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审,其自信甚笃,所谓确乎其不可拔者也。盖与尹氏之意同。谢氏曰: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为也。张敬夫谓其曰焉往而不三黜,则亦几于不恭矣。此与谢氏意亦相发。杨氏以孔子无可无不可为近于和,非也。无可者近于清,无不可者近于和,是以孔子之于夷惠,集其大成,而时出之,岂曰无可无不可,而反独近于一偏之和与。盖为是说者,其立心制行有近于柳下之风,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并以为亦若惠之为也。”今按:此条引尹氏谢氏杨氏,皆程门大弟子。朱子言闻之师,当指其师李延平,则为程门三传弟子。张敬夫则与朱子同辈行。为论柳下惠一人,二程以下积百年来,已有如许意见。若无此如许积累,恐亦出不得朱子。孔子以下,亦积四传而得孟子。中国学术思想之传统有如此。西方哲学乌有此例。是必有其相异所在,亦学者所当深究也。

子路从而后章。

朱子曰:“说圣人无忧世之心固不可,谓圣人视一世未治尝戚戚无聊,亦非也。须看圣人至诚恳切处,及洒然无累处。文中子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今按:孔子在春秋末,竟何用于世。朱子当南宋中世,亦竟何用于世。今人则谓是中国人不懂得革命,故必待平民造反,世乃得变。文中子生当北朝之末,隋之初,身不见用,隐居著书,乃有此言。亦见中国人心情。似乎今之中国人宜亦有知于此始得,虽不能治,却亦免于乱,以待后起。若必事事而变,恐亦有欲速不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