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德不宏章。

朱子曰:“此以人之量言。总群言,该众理,而不自以为博。兼百善,具众美,而不自以为得。知足以周万物,而于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济众务,而于天下之事有不屑为。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余地焉。非其量之大,则其执德孰能如是之宽广而不迫哉。易所谓宽以居之,而曾子所谓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谓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则先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当,则喜自负,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则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则必欲试其才。所谓执德不弘者,盖如此。虽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夺,然亦安能为有无哉。”今按:朱子说《论语》及其说《孟子》《学》《庸》,主要都在发挥此心。而同时象山,尚嫌其未能用力于此心,亦似执德之未弘矣。今则西风方煽,人人以对外面一事一物寻求知识为已尽此心之能事,而弊病丛生,更待执德能弘者来为之作更高之领导与解放。

朱子又曰:“义理无穷,心体无限。若信道不笃,则容众太广后,随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笃而不弘,则是确信其一说,而或至于不通。”今按:今之宗教信仰者,每易陷于不通。科学哲学亦多不通。而笃信西方,则必认中国以往为不通。实则仅是中西双方之不相通而已。求其信道笃而执德弘,岂易言哉。

虽小道章。

朱子曰:“小者,对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专一家之业以治于人,道之小者。然皆有用于世而不可无。其始固皆圣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观。然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而皆不可以达于君子之大道。是以致远恐泥,而君子不为也。谢氏谓坦途之歧别,是矣。”今按:朱子以农圃医卜之属为小道,而谓固皆圣人之作。中国古史传统固如此。近世西方科学,以中国人观念言,亦皆有用而不可无,亦皆出于圣人,然非大道。而西方则自始即不讲治人之大道,亦可谓至今犹缺。大学中,政治系与化学系会计系等同列,肄业四年即毕业。民主政治仅尚多数,佐以法律,各自自由,非有道可言也。若宗教,则应属异端,非小道。恺撒事恺撒管,政教分,非异端乎。故中西文化相异,实难合而言之。

大德不逾闲章。

朱子曰:“大处既是,小处虽未尽善,亦不妨。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今按:中国古人,道分大小,德亦分大小。小道君子不为,小德则出人可也。只要择大道行,暂时有小差失,或走不到,尽可且恁地前去。此即义理与功利之辨。若论功利,只要有所成,即认为十分圆满了,则多走小道守小德亦便是。但大成小成之间,则人必有争。实则人世间哪有速成的事。西方人急功近利,但亦功成身退。希腊成了,来罗马。罗马成了,又来北方蛮族。直到当前,仍如此。中国讲大德大道,遂成一大传统。其实亦可谓至今无成,而败乱亦相寻。但只论该如何做而已。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

朱子曰:“洒扫应对,所以习夫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理则未尝有大小而无不在。君子之学不可不由其序,尽夫小者近者而后可以进夫远者大者。无大小,理也。有序,事也。由其序,则事之本末钜细无不各得其理。而理之无大小者,莫不随其所在而无所遗。不由其序,而舍近求远,处下窥高,而理之全体固已亏于切近细微之中矣。洒扫应对是小学事,精义入神是大学事。精究其义以入神,正大学用工以至于极致处也。虽尧舜孔子之圣,其自处亦常在下学处。下学便上达。”今按:《论语》言道有大小,德有大小。朱子此处则言理无大小,但事亦有大小。如洒扫事小,道小德亦小。但处事由人,人之处事之理则无大小也。今人洒扫有自来水,古人不知,今人尽谓是进步了。今人应对可用电话,古人不知,又尽谓是进步了。只在事上讲是如此。但人之处洒扫应对有一心,心对事便有理,此心则尽可无进步,反而退步了。要我来做尧舜,我不能要尧舜来做我。我如此般洒扫应对,尧舜怕也只得如我般洒扫应对。阳明便有如此说话。所以朱子要说理无大小。但人之立志,则立志向上,由我来做尧舜,不该向下自足,却问尧舜如何来做我。所以道有大小,德有大小,终不可以不辨。中国人在做人一套上尽有讲究,所以有此诸说法。西方人则尽在处事上着想,此诸说法便都说不上。

又依朱子此条所辨,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西方人尽注意在形而下处,因此又要另有一套形而上哲学。中国人则从洒扫应对形而下处,直通到精义入神之形而上处。所以说,理无大小,吾道一以贯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