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又有《乐》章,谓:“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此淡字,非仅言乐声,亦指人品即人心言。诸葛孔明言“淡泊明志”。濂溪教人志伊尹之所志,而学颜子之所学,非淡其心,则必伤其所志。心之不淡多欲,则奚能明明德于天下。淡则欲心平,心平则其气和,而所志所欲终得以达。近世尚争,其心淡则不争。

和而不淫,淫者过分义,必侵及其外。和则躁心释,诸葛孔明言:“宁静致远”,曾子曰:“任重而道远”,岂躁心可达。自然大道必兼有时间性,中国文化传统达五千年,其非躁心所至亦可知。

中国人生尚公尚合,西方人生主私主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各有其人生之分野与向往,其他各行各业亦莫不然。在官言官,在商言商,立场不同,趋操各别。中国则道一风同,不仅经史子集,学术上无大异趋。即农工商各业,亦有一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如言商,余游新加坡马来亚南洋各地,华侨播迁来者,远自明代,五六百年来,成为一中国社会,历久不变。余又游美国三藩市,侨民集居,亦逾百年以上,而其为一中国社会,依然如旧。寻究根柢,不出儒道两家孔孟庄老之遗风古训,规矩模样,可指可说。礼失在野,较之近百年来国内风气之大变,洵有难想像者。

盖中国不仅是一政治大一统之国家,同时亦是一文化大一统之民族,一切人生全归一统。如言艺术、绘画、音乐,亦莫不有其一共同最高之境界。而此境界,即是一人生境界。艺术人生化,亦即人生艺术化。中国人好称风俗。成风成俗,斯即公而和,合而化矣。《通书》之论乐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是其论音乐,实即论人生。而人生又归于一心。中国传统音乐之宗旨所归,亦一如孔孟庄老之所示。有契于此,庶得中国文化大统之所在矣。

《通书》又曰:“乐者本乎政,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宜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祇格,鸟兽驯。”是谓有理想之社会,乃始有理想之音乐。而音乐之为功,不仅在感人心,人心感则可感及天地大自然,感及神祇鸟兽万物,而达于天人万物一太和之境界。此诚中国理想。孔子之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绘画音乐,亦必以达此境界为归极。果其专一游于艺,而无志道据德依仁之心境,则非中国传统之所谓艺矣。

《通书》又曰:“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中国人言乐,必和合之于礼。中国人言礼乐,又必上则和合之于政,下则和合之于俗,未有分别独立,而可以成其为理想之乐者。而乐之声,又必和合之于乐之辞。上自古诗三百首,下及楚辞汉乐府,乃至唐诗宋词元明之曲,以及近代之平剧,与夫北方之大鼓诗,苏州之弹词,以至绍兴调黄梅腔之类,几乎乐声必和合于歌辞,而辞则无不归于善。换言之,必先有合理想之心情,乃始有合理想之种种表现。绘画音乐,凡诸艺术,皆其一端。故中国人言社会,必先衡量其人情风俗。而西方社会学,其所重则惟在物质经济条件。如言家庭,则必先问其贫富。而夫妇父子兄弟姊妹相聚相处,其和乐且耽与否,乃屈居其次。故惟中国社会始能安且久。不论如三国,如五代,如元,如清,异族入主,乃至播迁海外,如南洋各地,如美国之三藩市,亦能历五六百年一二百年,社会人情风俗依然不变。此亦中西文化一歧趋矣。

至其言歌者慕,即如唐宋以下,伎女于其所歌之辞而知慕风雅,慕道义者,散见于小说传奇中,亦不遑举。如晚明之柳如是,可为之例。此亦见中国之教化,而可为《通书》作详阐。然则欲求现代化,当读《通书》。读《通书》,当知求现代化。即就音乐一项论,亦自可有其杰出处。而岂随俗因循之得为现代化乎哉?而亦岂专慕西化之得为现代化乎哉?